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选择
谢财能
【内容摘要】死刑政策程序化是死刑政策转化为刑事程序，面临何种死刑政策可以程序化以及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才能兼实现死刑政策对犯罪的反应功能和刑事程序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的目的的问题。探讨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回答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能够把死刑政策理性与否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模式选择问题。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从偏重“解释——打击犯罪”模式，转向关注立法和法律解释本身外，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关键词】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F61
On the model for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XieCaineng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d to crimes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that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s confronted with what kind of policy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ow to be absorbed. Discussing models mean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policy how to be absorbed, which may change value judgment into model-choosing. In this way, China has to turn the model of “law explanation—control crimes” into the model of “legisl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law explan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pay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nd law explanation.
【Key words】Policy of death penalty; Criminal procedure;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死刑政策程序化，指死刑政策指导死刑程序的建构，死刑程序规则体现政策精神。死刑具有一般的威慑力，但是“死刑是否具有特有的强烈的威慑力”，以至于死刑适用成为必要却未得到有效、充分的论证。死刑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只要国民的一般法律信念，即对一定的穷凶极恶的犯人应当科处死刑的观念还存在，在刑事政策上便必须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只是通过满足社会的报复情感，维持国民对法律的信赖，以维持社会秩序。[1]所以，死刑政策成为对犯罪反应的选择，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刑罚政策。但是死刑政策具有刑事政策的特征，即制定的灵活性、内容的抽象性、执行的灵活性和快速性等能够弥补法律规范的刚性和时滞性，程序化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应对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犯罪的快速反映的需要。
死刑政策程序化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第一，程序化满足死刑政策合法化需求。现代刑事程序的意义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功能，还在于自身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一方面，通过程序的稳定性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赋予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对自己的裁判中来，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公开、公平的程序保证了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第三，程序化使死刑政策转化为程序性规则，是死刑政策合法化的一条途径——“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们准确地确定官方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因而就提供了表面上看来清晰的检验责任的标准。”[2]
死刑政策程序化是国家适用死刑权力的扩张性、合法性需求与刑事程序内在独立价值之间对抗的结果，也是一种从对权力渊源的总括性证明到对权力运用的持续的正当性论证的基本转变。[2]当死刑政策以自由、秩序、正义为根本目标时，符合刑事程序独立的价值追求。这些理性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一方面死刑政策体现为实在的程序，公权力何时何地可以膨胀被明确地划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程序中适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死刑条款，显然具有双重的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当死刑政策以打击、控制犯罪为根本目标，这样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由于刑事程序体现的是死刑政策的价值，服务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即刑事程序的价值和死刑政策的价值一致，但却均为了打击犯罪。“那些合法‘漂白’的恣意权力可以风平浪静地剥夺公民权益，以程序法治之名行方便打击犯罪之实”。[3]
然而，死刑政策本身不仅是种规范体系，更是价值体系，企图通过区分死刑政策的理性与非理性，以避免其程序化带来的不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一方面，作为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并不总兼具有自由、秩序、正义的理性特征。从1803年费尔巴哈本人首创“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看：“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4]刑事政策强调的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追求。而且，“尽管法律的秩序要素对权力统治的专横形式起着阻碍的作用，然而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义。”[5]也就是说，死刑政策本身并不能提供预防国家权力对非犯罪人的压制的措施，更别提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决定死刑政策是否程序化，相当于让国家自己作为自身正统性的证明者，这只具有有限的可信性。[2]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即研究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打破僵局的明智之举。因为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程序参与者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实现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6]
二、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一般地，死刑政策以两种途径转化为刑事程序：一是成为立法的灵魂，修改程序法或指导程序立法；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导向作用，指导程序法的解释。结合死刑政策程序化后可能出现的打击犯罪或保障人权的结果，死刑政策程序化可以有以下四种模式：立法——打击犯罪、解释——打击犯罪、解释——保障人权、立法——保障人权。
“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而建立为打击犯罪服务的刑事程序。这种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较多地存在于刑事程序的发展初期，程序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庸，程序的目的在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在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下，立法权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掌握，司法只是机械地执行立法，完全迷信立法的权威。
“解释——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解释现有的刑事程序规则，使之更适合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下，程序的应有功能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法律的稳定性等价值得到尊重，人们为了追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立法的简洁，不再通过频繁的立法或法律的朝令夕改来维持法律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致力于发展法律解释学说——“因为法律的解释学说总是具有法政策功能：它限制或扩展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解释的调整权力”[7]，通过有权进行法律解释的主体的解释行为来达到立法者想达到的目的。
“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解释程序规则而修改现有的刑事程序或创立新的刑事程序。“刑事政策思想，由强调报应的威吓主义而来，经过合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改造后，现在正处于科学主义的阶段。”[1]但是，刑事政策的根本不仅在于以对犯罪人改造的特别预防为内容的科学主义，而且在于以科学主义、法治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的犯罪的一般预防。[1]如果说科学主义、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刑事政策方法论，法治主义则强调了刑事政策的外部界限——在法的支配下对犯罪做出反应，那么人道主义则属于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被要求在对犯罪的反应过程充满人性，事实上强调了刑事政策需要具备保障人权的功能。此外，程序性刑事法律旨在保证最佳的刑事司法，保证正确的司法。程序性法律的解释不再仅仅是逻辑的解释，在理智、情理，尤其是维护正义之最高利益要求的情况下，程序性法律可以扩张至其具体的狭义术语表达之外。[8]这显然使解释更具有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价值追求上——保障人权。从这个角度讲，“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恰恰反映了刑事政策这种方法论和价值目标的追求，同样适用于死刑政策。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立法依据死刑政策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设置刑事程序。这种模式在保障程序的合目的性的前提下，竭力克服上述法律解释可能产生两种不足：一是解释要求解释者不能背离或超出被解释文本的文义；二是被解释的法律的滞后性而导致解释结论的滞后。同时，为了保护法律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解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依据不同的理念对程序性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是根本的变更，必须通过对它的修改而不能完全通过解释来完成。[5]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要求死刑政策对刑事程序的影响不能突破刑事程序固有的价值追求，打击犯罪只能严格遵循这样的刑事程序，且只能在这样的程序内追求打击犯罪的效率。
以上四种途径的根本区别在于模式运作的目标，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至于采取立法或解释方式进行具体的程序的设置则依附于法制的发展。“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死刑政策程序化最易选择的模式，而非“解释——打击犯罪”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于解释只能产生于立法发展到一定程度。毕竟，其一，解释的前提需要有被解释的法律，被解释的法律的出现恰恰是立法的任务；其二，解释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希望法律统一的愿望，通过解释弥补现实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求，同时避免无休止的立法带来的法律膨胀，而且解释可以避免不断立法引起的法律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善行需要的工具，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9]换言之，立法不仅没有解释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即受到被解释对象的约束；在法律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缺乏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对立法的制约。因此，其更容易成为国家表达意志的工具。而从“解释”再次回归“立法”在于人类控制立法的能力获得极大的发展。
三、我国现有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
理论上，我国的死刑政策为“保留死刑，少杀、慎杀”，但是从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却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其间，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通知、批复等形式对死刑程序进行了修改。
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防止滥杀”，死刑主要适用于反革命、贪污等罪行。《刑事诉讼法》制定前，刑事程序规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机关以批复、通知、决议等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死刑程序规则，如死刑复核制度。
第二阶段是1979年后至1996年，由轻刑化，不重用死刑，转变为崇尚死刑，扩大适用死刑，甚至迷信死刑的倾向。在程序方面的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将几类现行犯、毒品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被以通知形式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某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死刑案件不受送达期限的限制，并把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十日改为三日。②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2005年，遏止死刑扩张的势头，“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重新得到重视。体现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一、刑二庭的基础上，增设三个刑事法庭，准备承担对各省高院上报死刑判决的复核任务。同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06年1月1日起，凡是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要开庭审理。并要求各高级法院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这么看来，我国的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经历了从徘徊于“解释——打击犯罪”与“解释——保障人权”之间到偏重“解释——打击犯罪”到“解释——保障人权”三个阶段。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的转变是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但是以“解释”为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手段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政策性工具。我国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理论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践中，还包括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和下属部门，如办公厅等。司法解释的主体更是呈“多元化”、“多级制”的趋势，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常见的多部委联合发文（其中包括非司法机关）以及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等。[10]相比之下，我国的立法主体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显然，从死刑政策作用于解释或立法的几率看，多元化的解释主体意味着给死刑政策影响刑事程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法律解释，更有机会实现其政策目标。
其二，死刑政策程序化通过“解释”比通过“立法”见效更快。因为无论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的程序，实质上是国家法律解释权力的行使，在程序严格程度上不如立法程序，毕竟立法涉及到国家立法权的这一重要权力的行使。我国的立法程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法的过程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法。这就要求立法过程是一个民主运作过程。民主要求作为民主政治体现和运行载体的代议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承认并尊重利益的千差万别，确保不同的利益得以平等且真实的表达，在可接受的妥协和平衡基点上形成与多数强权或者多数暴政迥然不同的多数意志。[11]而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行为，不仅难以避免国家机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解释法律，而且并不要求如立法程序一样充分漫长的论证过程。这正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刑事政策对犯罪做出快速、果断、灵活、高效的反应的要求。
其三，缺乏对解释的审查机制。立法与法律解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制定过程的严密性和论证充分性，还在于立法具有违宪审查体制——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12]，而法律解释缺少对是否违法的审查机制。也就出现了上述通过解释使死刑政策程序化却改变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等的规定的现象。换言之，死刑政策通过法律解释程序化可以绕开法律对程序化结果是否合法的审查。这样，死刑政策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还具有更少的约束，死刑政策欲程序化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解释”。
四、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尚且不足以完全体现保障人权的功能，而这些程序性不足并不能通过解释达到。一方面解释需要有被解释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些现行程序性规范的立法背景原以打击犯罪为基础，只能在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下进行新的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死刑特有的严重性、不可逆性要求保障人权须对死刑案件采取至少比一般刑事案件更严格的程序。这也是以程序控制死刑的体现，比如美国控制死刑，除了利用实体法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在于其独特的针对死刑案件，包括侦查、起诉、审判、证明、执行、救济的整个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的程序规则，除了第20条管辖，第34条指定辩护，第199条—202条死刑复核程序，第208条、第210条—213条死刑判决执行的规定外，死刑案件的程序规范完全同于一般刑事案件。而死刑程序应是立案到执行，甚至包括国家赔偿的一系列程序的总和。
第二，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过于简单和抽象，空白无法完全通过解释弥补。程序规则的简单要求规则内容的抽象，否则不足以从宏观上涵盖整个程序过程；而程序规则内容的高度抽象，反过来又影响了规则的数量。但事实上，程序规则的简单和抽象并不能形成完备的程序；而且也不能保证总是存在可以解释的对象，以从中解释出新的程序规则。一味依靠解释不仅容易使法律解释具有立法的嫌疑；而且过多的解释，司法完全依靠解释，导致程序法的虚置。比如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四条，实践中的死刑复核程序似乎依靠1998年1月1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 构建起来。此外，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开庭审理、律师介入、复核的标准、复核结果是否需要赋予救济手段等均未涉及。但这些未涉及的程序并不能从已有的程序性规则中解释出来。“法律程序规则实质上只是由逻辑和常识的原理被转化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技术结论。”[13]意味着程序性规则不仅不能与“逻辑和常识的原理”一样抽象，应该尽可能包含对刑事程序以及违反程序的后果等方方面面详细而完备的规定，以保证程序性规则具有更强的操作可能性。
第三，某些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不具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最低标准。该公约第6条、第14条、第15条以及联合国第1984/50号决议《关于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中列举了从起诉、审判、证明、辩护、复审、赦免、执行、救济等的一系列程序标准，虽然有些标准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但是如证明、救济等完全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随着我国加入公约，至少应该在这些标准上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有关死刑的程序规则。
所以，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五、余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
法发〔2010〕31号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警思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充分认识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实践证明，先进文化具有独特功能和巨大魅力，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育、熏陶、引导、规范、凝聚、激励等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为推动人民法院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目前仍然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发展不平衡、重点不突出、与审判执行工作联系不紧密、未能形成长效机制等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问题，充分运用先进文化力量强化价值观念、打牢思想基础、激发队伍活力、宣传法院工作、树立法院形象。
（二）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按照司法工作特点和文化建设规律，深入挖掘、不断充实法院工作的文化内涵，大力加强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建设，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障。
（三）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干警的主体地位，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促进干警全面发展；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发挥才智为法院文化建设做贡献；坚持联系实际，遵循贴近审判、贴近法官、贴近基层的要求，把文化建设落实到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务求取得实效；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吸收国外法治文化的有益成果，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二、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
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法院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人民法院文化的精髓和灵魂。要把加强对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教育和实践，作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突出抓紧抓好，确保融入思想、体现行为。
（一）加强理论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司法核心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司法价值体系的研究范畴。要采取召开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深入探求和阐释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为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提供理论支持。
（二）开展教育培训。要在全体干警中广泛开展司法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金钱观和地位观。要把司法核心价值观纳入干警培训内容体系，保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重点搞好对主要领导干部、新任领导干部和一线干警的培训。
（三）开展特色实践活动。要将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与审判执行、法院改革及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适时组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警做到学与用、知与行相统一。要利用演讲竞赛、征文活动、书画摄影展、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等广大干警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弘扬司法核心价值观，切实增强感染力，确保深入人心。
（四）确立法院精神。要紧紧围绕司法核心价值观，结合本院优良传统、当地文化特色、法院工作和队伍实际，总结、提炼法院精神，积极宣传和展示法院精神文化风貌。
（五）开展法官宣誓活动。要根据司法核心价值观，建立并推广实施法官宣誓制度。法官应当以公开宣告誓词的方式，郑重承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法律的尊崇和对职责的坚守。
（六）加强对外宣传。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要积极对外宣传人民法院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各种举措和重要成果，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司法职业修养，树立良好职业形象
良好的司法职业修养和职业形象，是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行为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要以司法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建设为重点，大力加强行为文化建设，培养和树立司法公正、清正廉洁、一心为民、规范文明的职业形象。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充分发挥司法职业道德建设对培育司法良知、塑造法官行为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法律的忠诚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追求。要努力营造崇尚和遵守职业道德的文化氛围，积极探索建立司法职业道德评价体系，采取诫勉谈话、警示教育、道德评议等多种形式，增强司法职业道德的约束力。
（二）严格规范司法行为。要高度重视司法行为的制度化建设，以明确的制度规范约束和指引干警言行，严格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形成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努力塑造规范、文明的司法行为文化。要教育和引导干警遵守司法礼仪，规范司法言行，讲究司法文明，改进司法作风，树立司法形象。要组织开展检查活动，加强对干警司法行为的监督和考核。
（三）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立案、刑事审判、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审判监督、执行等重要岗位的办案规范和标准，严格规范广大干警的职权行使和职务言行，确保实现公平正义，树立司法公正形象。要教育和引导干警在执法办案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增强司法廉洁意识。要按照“从严治院”的要求，积极培育司法廉洁文化，严格执行“五个严禁”等纪律规定，切实做到警示教育到位和监督管理到位，不断提高广大干警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反腐倡廉意识，努力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
（五）落实司法为民措施。要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广大干警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要坚持深入群众调查走访、开展巡回审判、送法到基层，推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文明接待等制度，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
（六）抓好典型示范。要按照中央要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积极培育和大力表彰法院系统先进典型，努力营造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要广泛开展向宋鱼水、陈燕萍等重大典型以及身边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全面提升法院队伍的职业修养和职业形象。
四、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
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是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学习型法院的重要保障。要把加强学习型法院建设和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互为促进，相得益彰，为提高广大干警的司法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一）大力加强学习型法院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的精神和要求，大力加强学习型法院建设。要在法院大兴学习之风，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要教育干警改进学风，着眼于做好本职工作和提高司法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学习制度，努力形成加强学习的长效机制。
（二）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要引导广大干警把读书作为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品位。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开展读书活动，成立读书兴趣小组、组织读书会等，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切实加强图书馆（阅览室）建设。要把图书馆（阅览室）建设作为建设学习型法院、提高队伍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切实抓紧抓好。要专门设立“法官书架”，根据法院工作实际需要，科学配备、及时更新法律业务和其他各类图书，为广大干警工作和学习提供良好条件。
（四）抓好法院刊物和网络建设。要积极创办具有特色的法院刊物，为广大干警总结交流思想体会、工作方法和办案心得提供重要平台。要在法院内网上开设法院文化建设专栏，为广大干警加强学习、参与文化建设提供有效载体。有条件的法院，要加强与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合作，设立宣传人民法院工作的专栏、专题节目等，积极向社会传播和展示法院文化。
（五）加强院史（荣誉）室建设。要利用专门场所，设立院史（荣誉）室，集中展示法院发展历史、工作业绩、所获奖励和荣誉以及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要组织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到院史（荣誉）室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要确立“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访问院史（荣誉）室，加深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加强审判和办公场所的文化形象塑造。要按照“规模适当、庄重实用、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要求，规划和建造审判庭和办公场所，努力塑造体现人民法院文化的物质环境。要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等文明窗口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营造尊重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良好氛围。要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合理配置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办公科技含量，逐步改善办公条件，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为广大干警创造便捷、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七）加强法院公用区域的文化氛围烘托。要利用办公楼大厅、走廊、接待室等公用区域，精心打造“文化长廊”、“文化墙”，悬挂、张贴法律名言、廉政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广大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官风貌的各类作品。有条件的人民法院要设立电子滚动屏（触摸屏），及时显示和宣传人民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
（八）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文体活动场所，配置相关器材和设施，为广大干警缓解工作压力、养成良好生活情趣、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良好条件。要组织成立各类文体协会、文艺团体和兴趣小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运动和文艺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干警文化生活。
（九）注重人文关怀和精神疏导。要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联系干警、日常交流谈心等制度，畅通与干警的沟通渠道。要在“从严治院”的同时，坚持“从优待警”，尽可能满足干警合理需求，帮助干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科学合理地设定工作指标和考核标准，落实国家关于干部休假的规定，定期组织干警体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干警身体和心理压力，培养积极乐观、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心态。有条件的法院，可以聘请专职心理师为一线法官做心理调适，从多方面为干警鼓劲减压。
五、切实加强对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实际开展法院文化建设，研究制定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要成立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及时研究解决文化建设的工作安排、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等问题。要将文化建设纳入法院管理体系，作为评价法院整体工作的重要指标，保证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要重视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对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管理，确保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二）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各级人民法院政治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做好文化建设的规划、指导和督促检查等工作；其他各部门和党群组织要积极落实法院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形成职责清晰、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三）加强示范和指导。要总结推广各地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树立榜样。最高人民法院适时推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在本辖区内加强法院文化示范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人民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全面发展。
（四）加强经费保障。要切实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拨出专门经费用于开展文化活动、建设文体场所等，确保投入比例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