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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汉书·游侠传》记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不务农事，常以自身掌握的技艺、武功劫富济贫、扶危助困，或者为了个人私利，目无法纪，快意恩仇。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游侠”，如史料中记载的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从社会背景来看，游侠多产生于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和其他制度化方式得到纠正的时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并不是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游侠没有留下资料，而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到了战国时期游侠才渐渐兴起并活跃于秦及汉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权威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严重不公，各诸侯国内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力服人，当权者赢，失权者亡。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遇到了冤屈和不公，极少能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伸张，失势者往往求助于游侠的力量来实现复仇和复兴。即使是得势的权臣和诸侯，为了不被政治对手和敌国压倒，也竞相多多养士，抬高地位，壮大自己。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概莫能外。游侠的出现，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数句所强烈暗示的一样，是作为对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加强整个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消退，因为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客观上已经不需要游侠这种社会力量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同时又受到王权的打击，于是在后来的正史当中，除了《汉书·游侠传》外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记载了。

游侠的精神内核，具有双面的特性。既包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包括只讲私人恩怨，随意杀人；既包括讲求独立平等人格、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秩序，也包括与权贵勾结，渔利一方，甚至转化为流氓、盗匪；既包括恃胆气而轻生死的强烈英雄色彩，也包括接受招安的无奈归宿。因而，历史上对游侠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则对游侠持贬斥态度，他认为游侠之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所持的态度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时至今日，从法文化的角度对古代的游侠进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些许感悟。首先，透过游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众的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其言论即是法律，可以随意进行颁布、修改和废除，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而执法者心中也就没有强烈的“依法办事”意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又会改变这些法律，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他们以法弄权，恃权枉法，甚至为利弃法。从民众阶层来看，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家族才是法律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族通过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当出现争议与纠纷时，家族内部的解决是首选，普通百姓一般不会主动诉诸法律。因此，从统治者到执法者再到普通民众，都没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人的游侠世界里，看不到对法律的信仰，甚至看不到法律。虽然在游侠世界里也存在诸如“义”这一规则，但它完全由游侠个人来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受到蔑视和践踏，成为嘲笑甚至是戏弄的对象。因此，游侠现象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和排斥心理。

其次，游侠精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一直以来，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从辩证法的角度，这一观点只看到了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对立，没有看到其统一。从本质上来讲，游侠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朴素正义观，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这种正义感引发的行为往往是积极的，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其与传统侠义行为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是相通的。因此，在本质上，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有统一的一面。法治中的“法”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任何一个法治秩序良好的国家或者向往法治的国家，其“法”不可能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游侠精神中内含的正义、公平、平等、信用等精神是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品质的体现，由此，可以认为法治精神与游侠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游侠精神所代表的朴素正义观，完全可以转换成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在“游侠”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字背后，其精神所体现出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的保护，具有普遍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借助游侠的力量便成为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而在当代中国，游侠精神依然有其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存在的价值，应汲取游侠精神中有利于法治的部分，与法治兼容，使其成为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促进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业投资业发展暂行规定（废止）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90号


《陕西省促进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业投资业发展暂行规定》已经省政府2003年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8月15日起施行。





省长：贾治邦



　　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陕西省促进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业投资业发展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吸引境内外创业资本，促进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业投资业发展，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内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相关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创业投资是指主要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各类股权投资，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以期获取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行为。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创业投资机构是指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是以直接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的非金融性企业。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是受创业投资企业委托，代理投资、经营、管理，或者推荐、评估投资项目的企业。



第五条　创业投资机构可采用各种企业形式。创业投资企业还可采用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



创业投资基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



第六条　创业投资机构的设立实行注册登记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创业投资机构的名称可使用“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管理（风险投资管理）”字样。



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的创业投资企业，其注册资本金可分期到位，但首期到位资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三分之一，最后一期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年内到位。



第七条　创业投资机构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第八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以全额资本进行投资。



第九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采用普通股权方式和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等准股权方式进行投资。



第十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定期分配收益，也可在收益实现时即时分配；被投资企业已经上市的，创业投资企业可将持有的流通性股票作为已实现收益直接分配给股东或者出资人。



第十一条　创业投资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创业投资企业可按照投资收益的适当比例，采取奖励现金或者股权等方式，对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予以激励。同时，必须明确高层管理人员对渎职、重大失误等行为应承担的责任。



第十二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通过企业并购、股权转让、股权回购、技术产权交易、境内外股票上市等方式撤出变现。



技术产权交易所对非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征得其同意后可实行信息披露制度，为创业投资机构提供企业资产、经营、管理等信息服务。



第十三条　创业投资企业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投资额，超过已投资总额70％的，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创业投资企业每年度可按其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投资总额的3％计提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可在税前列支。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创业投资机构，应当向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30日之内予以认定，不予认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对已享受优惠政策的创业投资机构，由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年审。未通过年审的，不再享受优惠政策。年审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五条　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协会，进行行业自律和规范，提供相关政策、项目和信息服务，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



第十六条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外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3年8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