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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述

　　（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含义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其具体含义是：

　　1、上诉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论上诉理由是否得当，都不能以被告人不服判决或态度不好而在二审判决中加重原判刑罚。

　　2、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应按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2款进行改判时，即使原判量刑畸轻，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3、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应按刑事诉讼法地189条第3款之规定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在事实查明后，如果没有变更原判认定的事实，也不应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同时，二审法院不能借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将仅仅是量刑过轻的案件发回重审，指令一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

　　目前，各国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几点：

　　1、由被告人独立提起，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提起，或者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的案件；

　　2、实行两审终审制的，是指第二审。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包括第二审和第三审；

　　3、经第二审或第三审审理，裁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

　　4、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例外情况，往往使该原则流于形式，形成尴尬局面，我国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案件，或人民检察院、自诉人与被告方同时提起上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其提起上诉面临以下几种威胁：

　　1、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2、被二审法院依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重审；3、经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被告人在上诉时仍然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可能，是必造成被告人对行使上诉权的困惑。同时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时也困境重重，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我国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比如：在检察院机关或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抗诉或上诉案件，是否应适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检察机关是否存在恶意抗诉，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等等。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积极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坚持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无论是从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还是从执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上诉制度本身的要求来说，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它是切实执行上诉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设立上诉制度目的是为了通过上级法院的再次审理，纠正原判在定罪量刑上可能存在的错误。上诉包括被告方的上诉和控诉方的上诉。由于刑事诉讼最终是要解决是否和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所以，充分听取被告方的上诉理论，对于上诉审法庭作出正确、全面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上诉不加刑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被告人消除思想顾虑，大胆申诉上诉理由。如果无上诉不加刑的法律保障，被告人会害怕上诉后被加刑而不敢行使上诉的权利，这样，势必使上诉制度流于形式，从而不利于通过两审终审来纠正错误，提高办案质量。

　　2、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人权保障。上诉不加刑原则体现了法律程序的特殊关怀和平衡抑制公共权力。要使刑事诉讼体现出保护人权的目的，就必然要赋予被告人一些特殊的权力以实现同公诉权力的平衡。因为有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使被告人可以大胆地向一个中立无偏私的裁判机构申请救济，也使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了行使的合理上限，有效控制了司法恣意上诉不加刑原则对司法恣意的有效控制，显示出了程序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对权力的控制作用。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就可以为被告人解除因上诉而被加刑之忧，放心地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这对于真正实现诉讼民主，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都是有利的。

　　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的抗诉工作。

　　4 、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后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5、它也是国际通例。目前，上诉不加刑原则已是世界各国所较为普遍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的法律中，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主专横的诉讼制度提出来的，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它是对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有效的法律保障。

　　四、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所必需的重要原则，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当中也确立了这一原则，并且为了增强该原则的操作性，笔者就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运用谈一些看法。

　　（一）发回重审的案件适不适用上诉不加刑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问题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立法权肇源于此。
　　一、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它兼具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的性质。[1]也有学者认为，立法法的颁布直接否定了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种观点。[2]这两种争议的分歧代表着目前对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规定的定位的观点。
　　二、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部门法归属与形式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在部门法归属上隶属于刑法范畴，它是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指导下制定的。对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刑法第90条均有明确的要求。从本质上说，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物和刑法典的派生物，既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刑法规范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如何变通?理论上存在争论，即究竟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本民族统一的刑事法规）还是以地域为单位（一个自治区或行政区域制定一部多民族合一的刑事法规）。[3]前者主张原则上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变通规定。理由是：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不是基于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特点而制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后者的主张是以地域为单位，可以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大的差别，刑事变通立法没有必要，而且是否制定变通立法，是民族自身的意愿问题。不能强行地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来决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参考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立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情况不一。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居住，社会发展程度上与汉族已经没有大的差异，对于这些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单独制定刑事变通立法，不仅没有必要，还会造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法制不统一。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是否需要制定本民族的刑事法规，如何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制定变通立法，都应当由本民族人民自己决定。因此，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规定，应当由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刑事变通立法，而不是各民族按照民族的分类制定变通立法。
　　三、关于刑法变通立法的体系地位

　　如何界定刑法变通立法的性质，理论界有委托刑法、授权刑法、补充刑法、变通刑法、自治刑法、民族刑法、区域刑法，特别刑法等多种提法。在我看来，有两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体现，与“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澳门特区刑法如何区别?其二，刑法第6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都适用本法”。民族自治地方刑法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本条所说的“特别规定”?一般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与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港、澳特区刑法不同。港、澳特别行政区刑法与内地刑法相对而言，属于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的法域形态，在法系传统、法律制度、适用背景、适用程序上都存在差异。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是统一主权国家之内的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列，存在争议，某些学者认为“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包括：（1）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不能适用本法的变通规定中的规定的犯罪；（3）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4]笔者以为，严格地按照解释学的传统，“本法”是广义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刑事特别法。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属于我国的广义刑法范畴，不能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是法律的除外情况。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只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和行为人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不适用我国刑法为真正属于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和新法优于旧法只是是用刑法典的例外。[5]从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法源上来看，刑法第90条要求“变通、补充规定”要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适用需要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规定，而非例外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应当理解为一类特别刑法，相对于刑法典而言，它是对地（民族自治地方）和对人（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的刑法。①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的，作为刑法典的变通，仅仅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居民。
　　四、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反思

　　（1）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步伐的思考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步伐，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党对少数民族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变通立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刑事政策是政策，刑事法律是法律，二者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处理好民族刑法变通立法与制定单行刑事条例的关系。在目前出台系统的、全面的关于实施刑法的变通规定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可以结合本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一些单行刑事法规。

　　（2）刑法变通立法的条款内容

　　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指出：法律不应当是一种发明，一种人工栽培的植物，它应当更至于风俗、习惯和大众的信念之中，并且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她提供治疗和帮助的力量。我们应当担心并尽力避免的是，在法律之下的习惯、风俗、信念、功力等土壤被冲走之后，法律仍然要维持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6] 鉴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有必要对统一的国家制定法加以变通，在刑事领域即刑法典部分条款的变通。具体变通内容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封建迷信等特点，我以为包括：

　　第一，风俗习惯。

　　刑法第236条。刑法第236条是关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规定。鉴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汉族的差异，某些强制性的性行为为少数民族习俗认可。型法第237条。刑法第237条是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有传统的恋爱习俗，比如广西金秀县的瑶族往往通过唱山歌等方式实现沟通，在民族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某些少数民族男青年摸弄、搂抱女青年，甚至采取追赶、撬门等方式追求女青年，对女青年有一定程度的猥亵行为，某些情况下带有强制性。变通立法应当作非犯罪化处理。刑法第258条。刑法第258条是关于重婚罪的规定。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活在偏远的山区，结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加之，受宗教信仰、传统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往往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重婚现象较为普遍。[7]变通立法上宜规定不告不理，国家司法权不宜直接、主动介入。

　　第二，生产生活方式。

　　刑法第125条。刑法第125条是关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的规定。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土枪作为一种装饰品，并由此形成土枪市场，对于在族内制造、买卖枪支弹药以供狩猎和装饰用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变通立法时，可以考虑不作为犯罪处理。刑法第225条。刑法第225条是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我国少数民族女性多有穿金戴银的习惯，买卖黄金、白银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金银的现象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刑法第345条是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居住在山区或林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曾经形成“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到今天仍有部分群众保留有一定的痕迹。刑事变通立法时，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对因此导致的失火罪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从轻处理。

　　第三，封建迷信。

　　刑法第232条、第234条。刑法第232条、第234条是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封建迷信伤害或杀人案件中，杀人者会得到拥护，而被杀者甚至连亲戚都会背弃。但封建迷信杀人仅仅是一个原因，部分因山林、草场、水源，坟地等纠纷而引起伤害或杀人案件则不能与此等同。变通刑法时，应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区分为若干类，按照犯罪原因加以分类并规定不同的刑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石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刑事立法问题[A].刑法的修改与完善[C]，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2]宣炳昭，江献军.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规定初探[A].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C]，赵秉志主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梁华仁，石玉春.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A]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C]，赵秉志主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