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2003年1月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以下简称劳动保障）监察，是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当遵循公正与公开、 监察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五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指导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公安、工商、财政、价格、卫生、安全生产监督、药品监督等行政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二章 管辖和职责
第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从事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机构，应当配备专职、兼职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负责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应当熟悉监察业务，具备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并经过培训合格。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在工会、共青团、妇联、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聘请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协助专职、兼职监察员开展工作。
第八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案情重大、复杂或者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可以直接查处；必要时，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查处。
第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监察用人单位遵守和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三）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四）依法查处和纠正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五）负责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培训、任命、考核、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人员在依法执行劳动保障监察任务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工作场所，检查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查阅或者复制必要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
（三）采用笔录、录音、照相、摄相等方式取得证据；
（四）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作出限期整改、行政处罚的决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三章 内容和程序
第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就业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下列情况实施监察：
（一）招用劳动者的方式、内容和条件；
（二）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
（三）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
（四）执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
（五）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
（六）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七）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培训；
（八）制定劳动管理制度，并按照规定备案；
（九）就业服务机构的中介服务、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培训；
（十）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和执行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十一）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时，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提供虚假资料或者出具伪证，不得隐匿、毁灭有关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劳动保障监察。
第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根据需要，可以采取日常巡视检查、专项检查、年度检查、举报检查以及劳动管理制度备案审查等方式；必要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检查。
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年度检查，实行年检制度。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连续三年年检合格的用人单位，授予劳动管理信得过单位称号，并免检一年。
第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当由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共同进行，出示执法证件，并告知被检查单位监察的内容、要求和法律依据。
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投诉举报信箱，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第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投诉、举报或者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按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告知被检查单位和投诉人、举报人；
（二）对违法事实不成立不予立案的，应当终止检查，并及时告知被检查单位和投诉人、举报人；
（三）对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四）对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依法立案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经调查认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不成立的，应当及时撤销案件；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作出限期整改决定；
（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当场下达限期整改决定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社会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时，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有转移财产或者逃匿迹象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与劳动者订立或者续订劳动合同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使用一名劳动者每月五十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但对每使用一个劳动者的罚款额最高不得超过一千元；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并支付相当于应得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赔偿金；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或者福利待遇的；
（二）拒不依法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的；
（三）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弄虚作假骗取、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追回骗取或者冒领的金额，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未取得国家规定应当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该职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使用一名劳动者处以一百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挠劳动保障监察人员依法行使劳动保障监察职权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情况、材料的；
（四）拒绝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的询问通知书或者整改决定书的；
（五）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
第三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取消监察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
（三）泄露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
（四）泄露举报人情况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本条例所称就业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本条例所称医疗服务机构，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医疗保险定点的医疗机构和药店。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周江洪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关键词: 侵权赔偿；社会保险；重复填补
内容提要: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既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所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险法》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立法并未完全解决该难题。学说多围绕比较法上的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或选择模式展开讨论，见解不一；审判实践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各有不同。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应依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判断。
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开始实施，如何协调民事基本法律与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之间的关系，促成《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保持社会主义法律系的体系性和谐，已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是连结两者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争论不休，呈现出各种解决模式。美国多利用“间接来源规则”(Collateral Source Rule)解决并行给付问题；[1]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则多利用损益相抵、代位求偿、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更为激进的方案则试图在人身损害领域用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替代侵权赔偿制度。[2]
《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也有过一些探讨，但因争议较大，[3]最终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对此作了部分规定，但离完全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距离。
一、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现状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中的给付项目。此外，《民法通则》、《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也对侵权赔偿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被侵权人遭受人身侵害时得以请求的给付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治疗、康复费用；(2)被侵权人的工资收入等；(3)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残时的相关费用；(4)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死时的相关费用。在这些赔付项目中，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存在一定的交叉，侵权人能否主张损益相抵、被侵权人能否被重复填补以及社会保险机构是否享有追偿权等，构成了并行给付中的重要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前，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有所涉及。其中，《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对用人单位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关系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 20号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但理解上存在争议；[4]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也试图明确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规定只涉及工伤保险，且多有争议，仍难以完全厘清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
对是否规定工伤保险等问题，《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颇具争议。其中，有部门认为工伤保险等问题主要属于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宜在侵权法中规定，而应当由当时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险法》来规定。[5]因此，《侵权责任法》最终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第18条第2款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支出的请求权人。随后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吸收了有关意见，在第30条和第42条就医疗费用作了规定。[6]但是，对于医疗费用以外的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因分歧较大，《社会保险法》未作规定。[7]该问题仍然是侵权法和社会保险法领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二、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的学说及实践
(一)学说状况
关于同一损害，有多种赔偿或补偿制度时，由于各种赔偿或补偿系因不同时期，应对不同的需要而创设，其相互间的关系，疑义甚多。[8]在中国，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说论争的焦点，围绕替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及兼得模式等，[9]众说纷纭。
有学者主张补充模式，认为应当坚持工伤保险优先原则，保险理赔之后的不足部分，被侵权人可以依一般侵权责任要求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赔偿。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符合工伤保险制度替代雇主侵权责任的目的，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可靠和完全补偿，且有利于发挥赔偿法律机制的制裁和预防功能。[10]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前者采“法定优先”，原则上应当首先寻求工伤基准法的救济，但在用人单位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侵权人也可以请求民事侵权救济。对于后者，也首先由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者进行损害填补，第三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则应准许工伤者寻求民事赔偿作为补充工伤基准的不足。[11]支持补充模式的学者认为这一做法既可避免双重利益，又可避免“选择”制给受害人带来的尴尬，使劳动者的损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补偿，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宗旨亦相吻合。[12]
有学者主张替代模式，以工伤保险替代侵权责任，认为替代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替代关系简便易行且较为公平；替代关系也有利于减少诉讼，避免劳资争议，维护社会稳定。[13]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两种责任的设立目的、功能并不相同，而且利弊互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同时实现两者的制度功能，因此不能采取替代模式。[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