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三方责任理论与立法之再审视
－－以版权法与侵权法互动为视角
谢雪凯 西南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三方责任制度从构建到发展，深受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512的影响。《侵权责任法》第36条作为第三方责任的法源，表现出以技术中立思想构成ISP制度基础的优势所在，其一定程度上达到私权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平衡；第36条的责任机理与传统意义的版权间接侵权制度相去甚远，并未超越大陆法系帮助侵权理论的藩篱。从规范的解释论出发，《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是归责要件而非免责事由，在归责原则上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本条所适用的民事权利应具有信息属性。通知规则作为请求权的表达方式，不具有司法裁判的执行力，取下措施应包含所有能阻止侵权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ISP第三方责任的主观过错上应坚持过失的归位，故知道应解释为明知与应知。
解释者对法律的理解可能比创立者对法律的理解更好，法律也可能比起草者更聪明—它甚至必须比它的起草者聪明。—G·拉德布鲁赫
引言
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1]是指为用户指定的终端在线提供数字通讯连接、用户所选择材料的传输或传送，且对发送或接收的材料内容不作任何修改的法律主体。网络环境下，当网络用户的操作行为构成侵权时，ISP因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或怠于实施制止措施，客观上对用户侵权行为起到引诱、帮助等作用，此时ISP须承担第三方责任，这符合传统侵权法对私权保护的立法主旨。然而，ISP作为中介服务商是否应“无一例外地分担由用户侵权所导致的损害结果”，这在20世纪初的立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是以被侵权人为代表的私权主体，其期望立法“扩大责任主体”，以获得充分救济；反对者则是以ISP为代表的网络中介服务商，其呼吁立法应以技术特质作为标准划分责任界限，避免额外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而影响网络产业的发展。1998年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以下简称“DMCA”）通过较为科学的制度设计在平衡私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作出了一定的尝试。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针对网络侵权问题确立了统一性的归责基础：“ （1）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3）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从制度设计上该条属于对DMCA移植后的产物，难谓有所创新；然立法意义上却一改先前法源对网络侵权的繁杂规定，[2]突出《侵权责任法》的救济理念，可谓有所进步。当下，随着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的研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先后已有数位学者撰文探讨该条，[3]遗憾的是，在部分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难以调和的认识偏差，这引起笔者的深入思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第36条的内容早已为知识产权学者所熟知。因为该条的内容与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0]48号”）中若干条文大体一致，[4]但无论DMCA、《条例》或法释[2000]48号都只适用于版权侵权，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却将调整范围扩大到所有民事权益，这种设计是否合理？DMCA所创设的“避风港规则”为《条例》所继受，是否可以认为采取同样表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承认该规则？《侵权责任法》立法时在ISP第三方责任的主观状态（明知或应知）上始终存在不一的看法，最终所采用的“知道”一词又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解释实际上与ISP第三方责任的立法思想及责任机理密不可分，但现有著述鲜有提及甚至将其忽视。“解释本身是一种媒介行为，解释者用其理解存疑条文之意旨。”[5]本文尝试以立法思想和责任机理为视角，在探究《侵权责任法》中ISP第三方责任理论的同时指明当前解释论上存在的误区。
一、立法思想：技术中立的产生、表象及渗透[6]
互联网时代，私权保护与产业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ISP第三方责任的构建必须摆正权益平衡与政策配置的问题。通常而言，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济是调整网络侵权的理想模式，此举有赖于ISP积极、大量地投入技术成本（如过滤措施、人工监管等），但此举一定程度上将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有侵害言论自由之嫌。因而，在维护产业发展与强化私权保护之间确立何种立法思想，便是立法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而DMCA作出了一种平衡的尝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为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网络基础建设并意图使用通俗的表达重述知识产权法，以此恢复其“平衡”作用。美国商务部信息基建工作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Force）在1995年9月出台的白皮书[7]中曾探讨过ISP第三方责任：“ISP在性质上无异于电影发行者、图书销售商等商业组织，故其对网络信息负担主动审查义务乃应有之义。若因审查不严导致侵权发生或损害扩大，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妥。”[8]其理由在于：同样面对版权侵权，ISP相较于版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具备比一般人更为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更有能力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便因侵权所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也属于ISP商业运作中本应纳入考虑的运营成本。然而，该观点受到ISP协会极力反对。他们指出：“数字信息时代背景下修订版权法的任务应以促进、保护互联网产业的壮大为己任。”[9]科以主动审查义务的出发点固然可以理解，但却忽视了ISP的技术特质。因为ISP在网络信息交互中主要担当技术支持者的角色，不区分技术内容而科以所有ISP都负担主动审查义务可能阻碍产业发展。再者，面对浩若烟海的信息量，要求ISP对每一处信息都进行监督审查既不现实又不合理：就技术操作而言，现有的过滤技术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审查目的，但此目的的实现以增加网站运营成本和降低信息传播速度为代价，显然与互联网快捷、便利的效率价值相违背；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主动审查职责将额外加大ISP工作负担，使其无暇对产业升级和转型投人应有的关注，长远看并不利于互联网战略的推广；从法律层面来看，ISP审查职责存在界限不清等弊端，现实中可能侵害公众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这与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与公众知情相背离。从道德角度出发，本属“盈利者”的ISP在主动审查职责的督促下又担当起“裁判者”的角色，因利益诱惑所引发道德风险的几率将大幅提升。最终，国会在游说者和经济政策的重压下作出让步，通过制定“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Limitation Act,1998年收录于DMCA§512）”免除ISP的责任顾虑，以维护网络产业的效益与质量。
在此立法背景下，DMCA做了两项设计：第一，明确免除ISP主动审查义务—§512（m）规定：ISP对其传输或储存的信息不负有监督或者主动审查侵权事实的义务；第二，正视技术特质，设置避风港规则—§512（a）（b）（c）（d）分别为暂时性数字网络传输商、系统缓存服务商、依用户指令存放系统信息服务商、信息定位服务商四类ISP提供四种责任免除事由。上述条款便是技术中立思想的具体化。该思想虽未明确写人条文，但在立法上为责任认定确立“两步走”的规范路径：首先，网络本身应视为一条信息传输公路，正常情况下并无必要深究谁是驾驶员、开什么车。[10]换言之，一般情形下，ISP作为技术服务方无需特别关注所传输的信息内容，因而“免除主动审查义务”是实现技术中立思想迈出的第一步。其次，技术中立并不意味ISP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排除在责任主体之外，当ISP的行为满足DM-CA§512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时，将不再受避风港规则保护：（1）实际知道网络信息构成侵权；（2）虽然不构成实际知道，但能从明显的事实或情况中推出侵权信息的存在；（3）发现侵权信息后，未及时移除该信息。可见，实现技术中立的第二步便是以“过错”为界限区分归责与免责。以（3）中“通知与取下规则”为例：无论ISP接到来自被侵权人通知还是“侵权人”的反通知，其只须通过技术手段完成被侵权人或“侵权人”的要求，不必实质审查是否存在侵权。倘若事后发现确有侵权事实，侵权人自然应承担责任，而ISP虽与侵权人先前缔结过网络服务合同，但并不承担违约责任；若事后证明被侵权人所指称的侵权信息并不存在，ISP也无须负担由移除措施所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显然，ISP在通知与取下规则中仅处于技术中立地位，不扮演“裁判者”角色、不介入具体纷争。当然，如果ISP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履行屏蔽、删除等措施，其有可能成为侵权主体。综上所述，技术中立思想在ISP第三方责任认定中负担两项职责：其一，为免责和归责提供理论依据；其二，维持私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反观我国，互联网产业运作模式源自美国，同时法释[2000]48号第4条、第8条，《条例》第14-17条、第20-23条，抑或《侵权责任法》第36条，都在不同程度上继受DMCA的立法模式，因而可以认为，技术中立已然成为我国ISP第三方责任立法之内在逻辑自不待言。
二、责任机理：从间接侵权制度的“借鉴到被借鉴”
版权立法初期，复制行为的实施以侵权人所拥有的技术设备为依托，一般人难以具备侵权能力。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消除了上述技术隔阂，任何人只要进行简单的计算机操作都能轻而易举地实施侵权行为，比如上传未经授权的录音录像制品等。与此同时，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者匿名性、侵权行为无纸化等特点使得传统侵权救济难以发挥作用。最初，美国判例基于“网络侵权离不开ISP技术支持”的简单逻辑认定：只要ISP的服务客观上为侵权损害提供帮助，就推定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至少是过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1]该做法虽然弥补了传统救济手段的不足、扩大责任主体的范围，但在无形中阻碍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实务界反思后发现，在众多网络侵权案件中，ISP所提供的技术并未直接侵害版权人利益，甚至其某些行为单独评价并不构成侵权，依据传统侵权理论：行为人若事先知晓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仍以提供工具等方式帮助他人，该行为人应当与直接侵权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可见，帮助侵权的成立以主观过错为必要，显然，上述ISP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帮助侵权。最终，美国法院在借鉴《侵权法第二次重述》§876“教唆、帮助侵权”[12]的基础上通过判例积累创设间接侵权规则。[13]所谓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若该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之间存在特定关系，基于公共政策原因可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该规则在1998年DMCA中成文化。
间接侵权形态早期仅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两类，前者指行为人明知一项行为构成侵权却仍诱导、促成或实质性帮助他人，后者指替代行为人有权利或能力去监督直接侵权行为却未尽应有之义务，版权法上替代侵权还必须满足“行为人必须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然而，当P2P技术[14]出现后，实务界又在帮助侵权中进一步分离出引诱侵权。在MGM Studios v. Grokster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以诱使版权侵权为目的而提供设备，并已通过清楚的表述或者采取其他确定的步骤促使侵权发生，ISP应当就第三人导致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本身的合法用途。[15]可见，间接侵权制度虽借鉴传统侵权理论，但其内涵却随着判例的推陈出新而逐渐丰富。
当前的版权理论通说认为，ISP第三方责任等同于间接侵权制度，但直到《条例》出台，该制度才得以在版权法领域成文化。与此相对，我国民事侵权理论并不认同间接侵权的独立地位，实务中长期以共同侵权理论处理ISP第三方责任。[16]《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初，有学者基于第36条与《条例》在条文表述上“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认为第36条也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17]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第36条的条文设计上均采“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ISP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构。从ISP行为模式上看，立法者认为用户的不法行为可构成直接侵权行为，而ISP仅处于“辅助”地位。由于传统共同侵权理论将“帮助”界定为“通过提供工具、指示目标或者以言语激励等方式，从物质上或者精神上帮助所实施的加害行为”，显然ISP“未采取必要措施”属于消极不作为的帮助，即行为模式完全符合帮助行为的特征；在法律后果上，第36条与第9条（帮助侵权）均规定连带责任，两者形成前后呼应。由此可见，第36条内在逻辑仍然未超越传统大陆法系帮助侵权理论的藩篱，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ISP第三方责任仅确立帮助侵权这一单一形态，而版权法上ISP第三方责任（间接侵权制度）则包含帮助侵权、引诱侵权与替代侵权三种形态，两者在侵权形态上相去甚远，因此不能贸然将两部法律中的第三方责任等同视之。
值得探讨的是，第36条这种形式上“借鉴”、实质上“悖离”的规定之理由何在？事实上，两大法系基于各自的立法传统对侵权行为形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划分：大陆法系中《法国民法典》将侵权行为分为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18]一般侵权责任（过错责任）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典》采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两分，前者以过错责任为核心，项下又分权利侵害行为（第823条第1款）、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第826条）和违反保护法律的行为（第823条第2款）；后者虽名义上称为特殊侵权，但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是，九种特殊侵权大多也采过错原则，个别是无过错责任。[19]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在立法上并未对侵权行为类型化，其分类散见于学者著述以及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文件。以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为例，前三编依次为对人身、土地和动产的故意侵害、过失侵权以及严格责任，这种划分是基于对众多判例的归纳与总结。可见，“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划分在两大法系中并不具有典型性。如上文提及，当今版权理论以“行为是否受专有权利控制”为标准划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20]而间接侵权的法理基础不在版权法体系内，而是根植于传统侵权法中的帮助侵权、教唆侵权以及替代侵权。换言之，间接侵权的三种形态仅是以特殊标准对既有侵权形态的再分类。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仍坚持大陆法系划分传统，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间接侵权中引诱侵权和替代侵权虽未被第36条所囊括，但在体系内有与之对应的规定：引诱侵权对应《侵权责任法》第9条教唆侵权；替代侵权对应《侵权责任法》第32条“监护责任”、第34条“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及第35条“个人劳务关系中的责任”。由此可知，《侵权责任法》并未建立版权法意义上的间接侵权制度。
三、法规范属性、归责原则与适用范围
（一）免责事由抑或归责要件
《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学界围绕第36条的法律属性展开争论，部分学者认为，第36条既然源自DMCA§512（避风港规则），其性质亦应一脉相承，即为免责事由。[21]笔者认为，单纯的形式类比并不符实。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与DMCA§512存在本质差异，其应为归责要件，理由如下：其一，适用范围不同。避风港规则本属美国版权法上的制度，旨在对侵权责任的范围加以限制，对除版权以外的其他民事权利并不具有适用空间；《侵权责任法》第36条实质将权利范围一度扩大，将生命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悉数纳入，从而造成两类规范的适用范围相去甚远。其二，法律性质相异。依DMCA§512规定，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前提是ISP的行为构成美国版权法§501关于版权侵权[22]的要件。换言之，美国版权法§501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归责要件，§512则是判断“能否免除责任”的免责事由；而《侵权责任法》第36条本质上是判断ISP“是否构成侵权”之归责要件—当ISP接到通知后或知道用户正在侵权而未及时采取措施时，便认定其构成侵权；反之，ISP的行为根本不构成侵权。可见，第36条并无免责事由之属性。其三，是否存在对行为性质的确认步骤。美国版权法众多判例表明，适用避风港规则仅须判断ISP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便可直接免责，法官无需再对ISP的行为性质加以认定。[23]而第36条作为归责要件，在适用前须依次判断ISP是否构成网络侵权，是否构成单独侵权或共同侵权，然后按行为性质来决定承担单独责任或连带责任。综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乃归责要件，并非ISP的“责任避风港”。
（二）严格归责与过错归责
第36条第1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该款的理解，民法学界与知识产权学界存在不同看法：部分知识产权学者采无过错责任；[24]民法学界普遍认为该款只能做过错责任理解。[25]笔者认为，从下述两大视角出发，归责原则的争论只能得出唯一解释：从技术特质与产业政策角度考虑，互联网诞生的功效旨在推动信息传播与技术进步，承载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重任，而无过错责任着力解决现代社会因工业灾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高度危险作业等严重损害问题。网络侵权依其技术特质难以达到上述危险的严重程度，此为其一；其二，从规制手段而言，苛以ISP承担无过错责任既不现实，同时又会导致网络传输受阻、侵犯言论自由以及运营成本增加等弊端。其中，额外的成本支出极有可能转化成服务费用转嫁网络用户。可见，无过错责任带来的诸多害处既偏离立法主旨，更违背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如果仅将网络看作是信息传输的“通道”，依靠现有的通知与取下规则和知道规则就能发挥侵权法预防和救济功能。
从论理解释角度出发，第36条第1款“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所表达的含义是：侵权人在主观意志下有意识实施侵害行为。该款立法本意在于约束网络用户及ISP的行为，但并未体现立法在该款中植入关于归责原则的具体信息。因此，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理解，只要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都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36条亦不例外。其次，结合第36条第2款、第3款进行体系解释后能与上述结论相互佐证：此两款所示的连带责任范围恰好与ISP的过错程度相对应。换言之，第1款中的“过错因素”实际上在第2款、第3款中得以具体化—第2款规定： ISP“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既是过错的客观化，同时自此刻起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将被纳入连带责任的赔偿范围；第3款规定：ISP如果知道网络用户的侵害行为却一直未采取必要措施，此连带责任的范围是从“ISP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算。此外，立法者将第36条放置在《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一章，显然是有意为之，说明立法者将网络侵权作为“网络环境中的一般侵权行为”对待，适用过错责任当然符合理论与实践的见解。
（三）保护“信息化”权利
就《侵权责任法》第36条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鲜有著述对“本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或标准”进行探讨。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上，第36条第1款与第2条第2款所使用“民事权益”应作同等解释。然而，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第2条第2款列举的18种民事权利中：人格权项下的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物权中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具有成员权性质的股权，既非人身权又非财产权的继承权、监护权，这些权利根本无法成为网络侵权的对象，或者说不属于第36条的保护范围。并且，由于第2条第2款采开放式立法，[26]单纯将上述部分权利剔除在第36条保护范围之外仍然不能解答新型权利的适用问题。同时，从被剔除的权利中试图抽象出某种共同特征作为标准似乎也难以实现。但是，剔除后所剩下的几项权利：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却彰显一个共同特征—“信息”属性，即这些权利的内容都能通过数字化格式存储于网络中，本身有价值，并能在网络中被侵害。详言之，姓名本质是文字符号，名誉与荣誉本质为客观评价，肖像本质是自然人的外观形象，[27]此三者都能转化为信息，且极易在网络中被非法使用或侵害；隐私权的内容分为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资料，[28]前者难以在网络中被加害，但后者则完全可能；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等知识产权，国内早有学者认为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29]另一方面，在技术中立的视域中，网络本是信息传输的管道，这些权利之所以能在网络管道中自由流动，依靠的就是这种“信息”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权利被他人侵害也变得可能。反之，被排除在第36条适用范围外的权利都带有明显的“固态”属性，或严格依附于自然人之肉体（生命权、健康权），或依附于有形物本身（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或必须采取物理手段实施加害（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监护权和股权），因此，不可能落人第36条的保护范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能转化为某种对权利人有价值的信息，且能在网络中被侵害的民事权利或权益便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
四、通知与取下规则：详解与漏洞填补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模仿DMCA§512“通知条款”设置的“通知与取下规则”。依DMCA§512规定，“如果ISP以外的人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受版权法保护的材料上传至网上，ISP应在收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迅速移除或者屏蔽涉嫌侵权的材料，如此，ISP才能适用‘避风港’免责。”[30]与DMCA§512免责性质不同，第36条第2款是归责要件：权利人一旦发现涉嫌侵权的材料，有权向ISP发出取下通知，ISP采取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等措施，则不构成侵权；当ISP未及时采取措施，则可能构成单独侵权或共同侵权；若为共同侵权，则须对自“接到通知后”损失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本款的通知与取下规则相较于DMCA或《条例》而言过于“简陋”，在认识上易生纷争，需要对个别基本问题予以释明，同时由于规则体系内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必须通过民法解释方法予以填补。
（一）基本概念的释明
1．通知的性质
DMCA出台之初，美国众多版权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时常将“通知”理解为版权侵权唯一的救济方式，并误认为通知本身具有“快速、有效消除侵权事实”的执行力。[31]事实上，通知只是请求权的表达方式，不具有裁判的执行力。即便ISP接到通知，其既可能采取必要措施达到免责，也可选择“视而不见”直到被起诉。若被侵权人发出的“通知”符合法定要件，将直接导致ISP丧失“避风港”的保护，但并不丧失其他抗辩理由，[32]比如合理使用、时效抗辩等。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通知”应作同样理解，即仅是被侵权人行使请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外在载体。
2.通知的形式和内容
由于条文所限，本款对通知的形式与内容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条例》第14条规定“通知”应采书面形式。[33]笔者认为，书面形式虽然便于固定证据，但考虑到网络中侵权信息传播速度较快、损害范围较广，苛求被侵权人一概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显然有失公允。从立法本意来看，立法者若坚持书面形式，在第36条第2款中加上“书面”两字并非不可。尤其司法实践中，诸如电子邮件、录音电话等具有证据效力，故笔者认为，立法在此作了宽松规定，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只要足以证明被侵权人身份等基本情况都应属于有效通知。另一方面，由于通知既是权利的主张方式，也是被侵权人证明自己身份的载体，其内容应当具体、明确。从技术中立角度出发，ISP作为中介者必须在具备形式上充分的证据后才可履行移除义务。因此，通知应包含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2）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权内容的链接或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网址；（3）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满足上述三项内容，[34]应当视为有效通知。
3．取下规则
ISP接到通知后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即取下）。“及时”应解释为“立即、毫不迟延的”，实践中是否达到立法者所要求的“及时”很大程度上由法官依据ISP的行为及后果自由裁量，并无固定标准可循。“必要措施”除条文例举的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三种外，凡能阻止侵权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都属之。
4.制度功能
如上文所述，“通知”与“取下”承担归责要件的功能，ISP构成第三方责任的要件是：（1）网络用户已经实施侵权行为；（2）被侵权人发出通知；（3）ISP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由此可见，即使被侵权人的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已经遭受重大损失，但其未向ISP发出通知（在不满足第3款“知道”的前提下）,ISP仍然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该制度体现了技术中立的思想，将ISP定位于技术服务提供方，而非私人裁判者。
（二）漏洞及填补
法律漏洞指关于某一法律问题，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应有所规定，而未设规定；即该法律是不圆满且违反计划的。常见的漏洞类型有：（1）法律对该事项是无完全的规范；（2）对该事项，法律所作的规范互相矛盾；（3）法律虽然对与该事项类似的案型已作了规范，但对之却根本未作规范；（4）对该事项，法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35]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应属第（3）种漏洞，就我国立法习惯而言，待时机成熟后，该漏洞将会以详尽的司法解释形式补充。因此，此又属立法者“有认识的法律漏洞”。在漏洞填补规则中类推适用是较为常用的方法，能否适用取决于两项条件：规范目的和法律理由相同。[36]在国内法律中，《条例》与本款关系密切。在规范目的上，由于两者均为网络中侵权认定规则，均规范民事侵权行为，仅在权利对象上有别，第36条调整人格权及无形财产权，《条例》调整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理由上，两类规范通过相同的立法技术及手段在言论自由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既不科以ISP过重的法律义务又不疏于对受害人的保护，符合民法所确立的平等价值取向。因此，笔者认为，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能类推适用《条例》的规定。基于此，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应补充如下内容：
1．侵权人反通知与恢复措施
ISP依被侵权人的通知履行取下义务并不当然意味着“侵权人”的行为确已构成侵权，因为是否构成侵权需要符合构成要件。此时若“侵权人”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并非侵权行为，应当赋予“侵权人”反通知的权利，[37]ISP在接到反通知后应当立即恢复先前被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的内容。反通知与恢复措施目的在为“侵权人”提供抗辩机会，合理保护其权益。依据《条例》第17条，从节约资源角度，倘若被侵权人对该恢复措施有异议，不得通知ISP再次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此规定旨在防止纠纷双方不节制地进行通知与反通知。
2.被侵权人错误通知的法律后果
若经过通知与取下规则后发现被移除的材料或者“侵权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先前的被侵权人发出的通知可能构成对“侵权人”的侵害，应由发出错误通知的被侵权人承担该通知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于ISP在此过程中仅作为技术提供方，故不构成帮助侵权。
综上所述，系统完整的通知与取下规则流程如下：被侵权人若发现并认为某项材料涉嫌侵权应先向ISP发出通知—ISP应及时采取取下措施并将结果转送侵权人—“侵权人”认为所涉材料并未构成侵权，应当向ISP发出反通知，要求恢复被移除的材料—ISP恢复被移除的材料后一并将反通知书转送被侵权人—若事后查明通知有错，被侵权人须向“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如果侵权人确已构成侵权，则须向被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五、知道规则：主观过错之检讨
长春市燃气管理条例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长春市燃气管理条例
《长春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由长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1年6月23日通过，经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1年7月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1年8月1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燃气管理，保障燃气供应，防止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的燃气管理。
第三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的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燃气的管理工作。
发改、规划、建设、国土、房地、工信、公安、安监、质监、环保、工商、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燃气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燃气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保障安全、确保供应、规范服务、节能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第六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宣传普及燃气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提高全民的燃气安全意识。
第二章 燃气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燃气专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市市政公用、市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协调燃气气源供应，平衡全市用气需求，制定中长期及年度用气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组织编制燃气应急保障预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应急保障预案应当明确燃气应急气源和种类、应急供应方式、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救援措施等内容。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对燃气供求状况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
第十条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企业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十一条 进行新区建设、旧区改造，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和燃气专项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建设用地。
对燃气专项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征求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征求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国家规范和行业技术标准要求，并经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其他部门审批的，还应当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从事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范围内依法从事作业活动。
第十四条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应当经具有燃气工程设计审查资格的机构审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十五条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资料和燃气设施安全运行保障方案报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备案。
建设单位应当在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工程档案。
第十六条 燃气专项规划范围内有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其配套的燃气设施建设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十七条 经批准的燃气管道工程，入户管道确需从有关单位或者居民房屋通过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建设单位应当征求权利人意见，在施工前与权利人签订协议；因施工给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相关设施等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修复或者赔偿。
第十八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及其它与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应当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并依法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章 燃气经营与服务
第十九条 凡在本市市区内从事燃气经营的企业，应当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
从事管道燃气经营的企业，还应当取得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
第二十条 从事燃气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专项规划要求；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申请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并现场踏查。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初审完毕，符合条件的，报省燃气主管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人凭燃气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用户服务制度，规范服务行为，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
（二）向燃气用户发放安全用气手册，提供安全、节约用气指导和咨询；
（三）建立燃气用户档案，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四）公示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和服务电话等信息；
（五）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对燃气用户提供服务；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具备供气条件但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七）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志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歇业的，应当在九十个工作日前向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停业、歇业。
第二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分立、合并或者撤销的，应当事先妥善处理用户转供等有关事宜，并向省燃气主管部门上缴原企业的燃气经营许可证。分立或者合并而成立的企业应当重新申请经营许可，并办理有关登记注册手续。
燃气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燃气销售价格，应当根据购气成本、经营成本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召开听证会，并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燃气销售价格，收取费用。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因施工、检修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的，应当将作业时间和影响区域提前四十八小时予以公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恢复正常供气；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的，应当按照应急保障预案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用户。
恢复供气前，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入户通知。
第二十八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的记录为准。用户对燃气计量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委托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经检定的燃气计量装置，其误差在法定范围内的，检定费用由用户支付；误差超过法定范围的，检定费用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支付，并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免费更换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
燃气计量装置超过法定误差范围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用户申请日与上次检定日期间的用气量重新核算燃气费用，并及时向用户返还多收取的费用。
用户对检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投诉。
第二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与燃气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
第三十条 使用液化石油气瓶供应燃气的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用不合格的液化石油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二）不得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液化石油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三）不得用液化石油气瓶相互转充液化石油气；
（四）不得购销无出厂合格证的液化石油气；
（五）不得在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建筑内集中存放装有液化石油气的气瓶；
（六）不得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七）不得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液化石油气；
（八）不得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液化石油气；
（九）抽出残液后充装液化石油气；
（十）按法定计量单位计量，保证足量，并公开价格；
（十一）按照国家规定将液化石油气瓶定期送检，及时更新。
第三十一条 运输燃气应当使用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专用运输车辆，并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燃气经营者应当对其从事瓶装燃气送气服务的人员和车辆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
（一）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未及时恢复正常供气的；
（二）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未采取紧急措施的；
（三）燃气经营企业擅自停业、歇业的；
（四）燃气经营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注销、吊销的。
第三十三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年至少为用户免费提供一次安全检查，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对用户实施安全检查前，应当事先书面告知用户安全检查的日期，并在约定的时间上门检查。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检查人员上门检查应当主动出示有关证件，用户可以拨打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的服务电话确认其身份。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用户。
第三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设置并向社会公布服务电话和抢险抢修电话，设专人二十四小时值班。
燃气经营企业接到用户的服务请求后，应当按照其承诺的时限或者与用户约定的时间派人到现场服务；对燃气泄漏的报修，应当先行告知用户须采取的应急措施，并立即派人到现场抢修。
第三十五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燃气经营服务、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对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情况以及设施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并督促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限期进行整改。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的诚信档案和不良行为公示制度，记录其违法、违规行为，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燃气设施
第三十六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七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防冻、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四十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居民用户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燃气燃烧器具胶（软）管以外的燃气设施的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居民用户负责燃气燃烧器具及与其连接胶（软）管的维护和更新。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供用气合同的约定，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第四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批准。
改动方案应当符合燃气专项规划，明确安全施工要求，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
第四十二条 燃气用户不得擅自改装、迁移、拆除户内管道燃气设施；确需改装、迁移、拆除的，应当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确认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符合规范要求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服务承诺在规定时限内实施作业；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时限内以书面形式告知理由，并提出合理建议。
第四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第五章 燃气使用
第四十四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和气瓶；
（二）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燃气费用；
（三）配合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依法进行安全检查、维修；
（四）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需要入户操作公用阀门的，予以配合；
（五）发现户内燃气设施存在异常情况，立即停止使用并告知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六）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胶（软）管等。
单位燃气用户还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操作维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第四十五条 燃气用户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应当严格按照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技术要求进行操作、使用、监护，不得利用气瓶互相倒灌及自行倾倒气瓶内残液。
第四十六条 燃气用户应当对户内燃气设施及燃气燃烧器具等进行日常检查，发现燃气泄漏、意外停气等异常现象时，应当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及时向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报修。禁止在现场动用明火、开关电器、拨打电话。
第四十七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四）擅自将管道燃气设施砌入墙体或者采取可能影响管道燃气设施安全的其他方式遮盖、隐蔽管道燃气设施；
（五）在有管道燃气设施的房间内住宿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六）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七）盗用燃气；
（八）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第四十八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者进行查询，燃气经营者应当自收到查询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向价格主管部门、市政公用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第四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发现燃气用户违反安全用气规定，应当予以劝阻、制止，提出改正意见。对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用气行为或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未按要求改正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报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采取暂停供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六章 燃气燃烧器具
第五十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市的燃气种类和气质成分等信息。
燃气燃烧器具经营企业在本市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应当持所销售的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厂家提供的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和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气源适配性检测合格报告，到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备案。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的燃气燃烧器具目录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一条 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条件，并取得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核发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
第五十二条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销售单位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负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五十三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在安装、维修燃气燃烧器具时，不得改动户内燃气设施。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规范化服务标准，加强对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管理，确保安全文明施工，并对安装、维修质量负责。
第七章 燃气安全
第五十四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定期通报事故处理结果。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五十五条 需要在地下室、半地下室、设备层等区域或者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安装燃气设施的，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
燃气经营企业和有关单位应当根据职责对燃气泄漏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定期检测，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及时维修或者更新。
第五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事故或者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等情况，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向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
第五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企业、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十八条 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要求燃气经营企业提供有关燃气的文件和资料，有权进行现场检查。
第五十九条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妨碍抢险抢修作业。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根据有关情况启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职责分工，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第六十条 发生燃气泄漏等紧急情况时，燃气经营企业必须采取紧急避险措施，需要实施入户抢险、抢修作业的，应当报请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第六十一条 燃气安全事故经调查确定为责任事故的，应当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
对燃气生产安全事故，依照有关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和调查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燃气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未经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企业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省燃气主管部门依法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省燃气主管部门依法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具备供气条件但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的；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服务的；
（七）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企业用不合格的液化石油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或者用液化石油气瓶相互转充液化石油气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液化石油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液化石油气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的；
（二）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的；
（三）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的；
（四）未与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依照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防冻、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的；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的；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的；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六）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
（七）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
（八）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
盗用燃气的，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业务的，由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燃气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包括人工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
（二）燃气设施，是指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配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市政燃气管网等的总称，包括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等。
（三）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第七十七条 各县（市）的燃气管理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9月1日施行。2004年8月19日修改公布施行的《长春市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