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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完 善 侦 查 监 督 制 度

邱欣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二000年九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将“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 部门，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监督部门确定的“三项职责八大任务”，三项职责具体规定为：一：审查逮捕；二：刑事立案；三：侦查活动监督。八大任务具体规定为：一：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开展刑事立案监督；三：适时介入侦查，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四：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延长羁押期限；五：要求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六：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须的证据材料；七：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八：对强制措施执行情况开展监督。从五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确又存在诸多不适，制约了侦查监督职责的履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立法理念上不足。侦查监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法理支撑,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明确了“三项职责八大任务”,但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分析, 侦查监督的相关规定鲜有表述,仅见个别条款,由此致使侦查监督变成检察院“自弹自唱”,公安侦查机关依然我行我素。如对公安侦查机关违法行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多数公安侦查机关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即使当面答应后来是否纠正也无从知晓。对刑讯逼供的反映材料，侦查监督部门过问时，公安侦查机关就拿出一份加盖公章的自称没有刑讯逼供的单位证明书，检察院又能怎样，只有应付了事。再如，对该立案没有立案，被害人及其亲属又没有到检察院控告的，侦查监督部门又如何监督，防止有案不立，办人情案关系案呢？这充分说明了现行侦查监督立法理念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迫切需要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侦查监督公安侦查机关成为对公安侦查机关的同步动态监督，有效防止有案不立、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杜绝佘祥林案的重演。
二，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执法观念落后。众所周知，区县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审查逮捕同步动态监督案件上，时间短，人手少，还要保证案件质量，又有多少时间精力抓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上级检察机关在考核时制定了不捕率不能高于多少的指标，更加重了基层检察院对审查逮捕的重视，形成侦查监督部门等于批准逮捕科的事实，其它侦查监督可有可无的局面。这一落后执法观念，是几年来侦查监督工作难以推进的根源。
三， 侦查监督部门执法条件欠缺，法条无相关规定，无法具体操作监督侦查机关。如对刑事立案与否如何同步动态监督，对审查逮捕后到移送起诉期间如何监督公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违法如何监督，对不捕案件如何监督，留置盘问期间有无违法行为怎样监督等等。综观刑事诉讼法侦查这一章节，只有侦查措施，却找不到侦查监督规定，从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扣押提取证据、现场勘查或鉴定到侦查终结，都没有对侦查活动如何监督的具体规定，致使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感到无从下手，工作处于被动。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构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体制。
首先，立法司法理念的革新。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多数人逐步达到小康水平，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急需形成完备的司法体制，无论立法、司法理念都要与时俱进。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迫切需要更新理念，加强对侦查监督职责的认识，建立现代司法体制。从现状来看，如何对待和正确行使逮捕权是检察机关能否建立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超期羁押十分突出。目前实行的逮捕制度已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建立现代和谐法制社会的新形势，确有必要加以改革。正如陈卫东教授所指出的：“应当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乃至避免羁押，以充分保障人权。”笔者建议立法者应更新立法理念，从当今世界潮流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既要抛弃不适应的落后观念，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将逮捕权交给法院。应逮捕权改革为一种司法程序性审查制度，而非现实中一种严厉的惩戒羁押手段，仍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同时构建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扩大保释制度的适用范围，让逮捕权与错案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脱钩。国家赔偿制度应与判决后的羁押相联系。
其次，完善立法。从法理上明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形成科学的法学理论体系。笔者认为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侦查监督概念应包含对法律明文规定有侦查权的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广泛监督，涵盖了立案监督（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侦查活动程序和实体是否合法的监督、侦查终结处理的监督（如撤案或作其他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监督）。从刑事诉讼法改革立法明确侦查监督的职责，并制定专门章节予以明文规定，如侦查机关受案线索备案；留置盘问期限；侦查监督部门对受案立案情况的检查制度；侦查机关立案后需要采取诱惑性侦查手段的审批制度；对重大恶性案件公安侦查机关应第一时间向侦查监督部门报告，侦查监督部门及时派检察官出席现场、参与讯问的制度；对侦查机关程序是否合法，有无刑讯逼供诱供行为，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侦查监督部门作出逮捕或不捕决定后侦查机关如何执行，其后有无违法办案情形的监督制度等等。只有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角度出发，制定严密合理的刑事诉讼条款，才能彻底解决侦查监督部门执法条件欠缺，无法具体操作，工作处于被动的现状。
最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执法观念要革新。要提高对侦查监督职能的认识，摆正自己的监督位置；上级检察机关考核应取消不捕率不能高于多少的指标，科学制定合理的绩效观，才能使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上来，从而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三项职责八大任务”，切实履行侦查监督检察官的法定职责。
作者 邱欣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


制作一审民商判决书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一起经济纠纷判决书的制作
吴庆宝

　　如何制作高水平的民事判决书，已经成为民商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评析，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以及当前制作民事判决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参阅、指正。
一、关于部首和案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7）湘法经一初字第14号
　　原告（反诉被告）长沙铜铝材厂（以下简称铜铝材厂）。
　　法定代表人邓楚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文可立，该厂职员。
　　委托代理人贺汉芳，该厂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长沙城市合作银行金城支行（原名长沙市金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城支行）。
　　代表人陈亚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查建国，湖南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市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闽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立军，长沙市涉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中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伯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伯林，湖南君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铜铝材厂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城支行无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阳公司委托代理人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该民事判决书部首部分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后未加冒号，在当事人名称之后应为逗号，而非句号；还应写明各当事人的住所地。关于当事人的简称，不宜在部首部分注明，应在案由部分或案件基本事实之前，当事人起诉与答辩或陈述意见时予以注明；在写法上，有的法院写为“以下简称”、“下称”、“简称”、等，从习惯和写法统一方面考虑，写为“以下简称”更好一些。在审查一些法律文书时还发现，有的法院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写法是不妥的。如果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应写“董事长”；如果“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则应写“总经理”。试想，如果该法定代表人有七、八个职务，甚至更多头衔，是否也都写上？显然是不行的。
　　在写案由时，不论写的是原告人起诉的案由，还是法院经审理后确定的案由，均应当简明扼要，无须面面俱到。比如，借款合同纠纷，只须写成“借款合同纠纷”，不应写为“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欠款纠纷”之类。在本案中，法院将借款合同纠纷写成“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显然是欠妥的。另外，写当事人、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写明各方当事人具体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参加了诉讼。该文书中“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的“代表人”的写法指代不明确。
二、关于原告起诉与答辩
　　铜铝材厂起诉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厂多次向新兴公司追索欠款，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组织了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后金城支行因对新兴公司借款不放心，提出必须由我厂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不贷，我厂被迫同意，但声明此款只是借用我厂名义贷给新兴公司，并由该公司负责归还。五月十一日，我厂在与金城支行的借款合同上盖章，并随之办理了抵押手续，中阳公司则在担保人栏内盖章。正式办理放贷转帐手续时，金城支行提出自己没有一次性放贷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我厂以下属单位名义假立借据。我厂只好照办。立据当日一千三百万元转入我厂帐户，同日又转到新兴公司帐号。该公司当天还我厂四百万元，分贷给中阳公司一百八十万元。借款到期后，新兴公司多次与金城支行联系，要求延期，并两次出具还款计划，但未执行。我厂认为，金城支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迫使我厂代融资者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且在操作上弄虚作假。借款合同不是我厂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
　　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九五年五月，我行与铜铝材厂签订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因我行按规定不能一次发放，经与铜铝材厂协商，该厂提出以下属五个单位名义借款，但实际仍将款进铜铝材厂帐号，并由该厂偿还。为此，双方还订立了“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我行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单位订立合同后，分五次共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同时在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合同上约定与其下属五单位签订的合同无效。然而贷款到期后，铜铝材厂至今未偿还贷款本息，虽经多次催促，但无结果。现铜铝材厂忽然起诉，声称此款是新兴公司借款，并捏造事实，混淆是非，企图与新兴公司、中阳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我行的利益。我行认为，我行与铜铝材厂的借款关系明确，因此反诉请求：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阳公司陈述意见称，铜铝材厂诉称分贷一百八十万元给我公司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理由。中阳公司从未与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既不存在欠新兴公司的钱，也不存在欠铜铝材厂一百八十万元的问题。铜铝材厂无权提出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的诉讼请求。
　　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
　　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与反诉，基本将案件前因后果陈述清楚，但在一些内容的写法上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写年、月、日与款项数额时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在后面的基本案情和判决主文中，均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例如“铜铝材厂起诉称，……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本来两句话中间应当是逗号，表达连贯的两层意思，却因分成完整的两句话，使得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或使意思表达断断续续，缺乏逻辑性。第三，年、月、日写法应完整。象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95年5月”这种表述过于简化，毕竟法律文书不是流水帐，也不是随意聊天的记载，不该省略的地方还是应当追求完整的，比如写成“1995年5月”。第四，关于“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的写法。那么新兴公司是否作过非正式陈述？参加庭审时有无口头陈述？如有口头陈述，亦应写明：“新兴公司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在审查中发现，有的法院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即称该方当事人未作答辩，而事实上，该当事人不但后来提交了答辩状，而且在开庭审理时还有具体的陈述意见。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书面与口头上的意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答辩状，或是庭审时有口头陈述，或有律师代理词，法院均应如实将该当事人的意见予以体现出来。只有当事人确实未写答辩状，也未出庭，没有任何书面与口头意见的，法院才可称该当事人未作陈述。
三、关于案件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的拆迁补偿费。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九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五月二十二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5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4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4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后被金城支行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2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铜铝材厂、新兴公司三方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付款、收款凭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
　　案件基本事实部分既要写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又要写明经法院查证以及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基本事实。对于有争议、当事人举证又不能证明的事实，法院应当如实介绍清楚，但不应同时作出自己的结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叙述对解决争议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和事实，为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打下基础。本案基本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是很集中的，围绕着借款本息应由谁还，展开介绍借款背景、借款过程、款项使用情况，以及后来协商如何还款等。但是，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看起来有些零乱。笔者认为可采取下面这种写法，使事实部分的条理更清楚。
　　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该厂的拆迁补偿费（？元）。（×年×月×日），新兴公司（删掉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2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1300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9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2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注：将“屋”改为“产”更为合适）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一次性）贷款1300万元的权力，（遂）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注：均应写清五个企业全称，不应用简单称呼）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同年）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五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同年）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四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四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被金城支行（于×年×月×日）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使用）。
　　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年×月×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二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注：似将“分文”改为"借款本息”更妥些）。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注：应当简要介绍还款计划内容）。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宜）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新兴公司三方（就如何归还借款本息）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注：改为“至今金城支行未收回借款本息分文”）。
　　只有段落层次分明，案情才能一目了然，前后过程相衔接。当然，为便于介绍案情，付款过程、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应在必要时简要加以陈述，这样有利于将事实摆清楚，为以后的判决认定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查明的事实太多，可按照时间顺序分数段写成“另查明”、“又查明”、“还查明”。如果段落之间的事实衔接密切，亦可不加“又查明”之类的表述，可一段一段地将事实写完。此外，笔者还发现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内容基本一致，有的甚至还不如原告起诉的内容全面、丰富；也有的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书面陈述全部照搬进法律文书，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法官应使用法言法语，使整篇法律文书保持一种风格，既符合语言文字表述规范，又不要失去法官各自写作时的特色。
四、关于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认为，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确认无效。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无一次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而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对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所欠自己的款项，盲目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后久拖不还，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虽与金城支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而仅仅是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故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新兴公司作为存款的主要组织者和借款的实际使用者，长期占用资金不还是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所占用的款项应返还给铜铝材厂。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院认为”部分被视为整个判决书的精华部分，对原告的起诉请求，被告的答辩和反诉，支持了谁，反对了谁，支持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应当在这一部分中作有针对性的评判。不论是阐述法院的观点还是批驳当事人的观点，均应当依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有密切关联的法律条文，层层论述，得出一个公正和正确的结论。本案在本院认为部分，首先直接写明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似显得太唐突，没有前因后果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欠妥当。应当根据签订合同的过程，逐一分析本案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进而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与此同时，也分析出铜铝材厂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新兴公司收回拆迁补偿费，但又得出新兴公司应当还款给铜铝材厂的结论却是与本案处理无关的问题。在本案阐述理由时，应当解决本诉是否成立的问题，然后解决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本案审理结果看，反诉是成立的，法院支持了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本院认为”部分可采取如下写法：
　　本院认为：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因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或根本未考虑）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拖欠自己的拆迁补偿款，盲目以自己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更无一次发放1300万元贷款的权力，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签订不准备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规避法律监管，故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金城支行对本案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其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因作为主合同的贷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其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铜铝材厂作为本诉原告，其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关于判决第三人新兴公司返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新兴公司虽是借款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的主债务人，更不是担保人，故该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金城支行作为反诉原告，其关于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引用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准确、具体，不应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论证某一事实是否合法时，当事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结合引用法律条文进行阐述，更显得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当然，如果法律条文不够具体，也不必勉强，以避免引用不当和画蛇添足。
五、关于判决主文
　　一、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铜铝材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金城支行借款本金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三、中阳公司对铜铝材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新兴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铜铝材厂八百五十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七万五千元，反诉受理费九万七千元，合计十七万二千元，由铜铝材厂承担六万八千八百元，新兴公司承担五万一千六百元，中阳公司承担三万四千四百元，金城支行承担一万七千二百元。
　　本案判决主文基本将案件争议判清楚了，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有明显遗漏。例如：本诉原告的第一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书已写明，但其第二项由第三人还款给金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却未予判决显属不妥，应当在第一判项之后加判第二项：驳回铜铝材厂关于由新兴公司偿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第四项关于由新兴公司还款给铜铝材厂的判项，属于判非所请，即本诉原告未请求，反诉原告也未请求。那么，法院根据什么理由判由新兴公司还钱给铜铝材厂？显然这是本判决书中的一个重大疏漏。本诉案件受理费与反诉案件受理费均应由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按比例分担，法院判由第三人新兴公司承担，判由担保人中阳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亦应引起我们制作判决书时的高度重视。
六、关于制作一审民商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