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业补贴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以利益机制为视角
李长健 黄岳文 李昭畅
作者简介：李长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方面问题研究。
（本文发表于《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摘 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国最重要的根基产业。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逐步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补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业补贴的本质是利益的补贴，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可以从利益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剖析，揭示其存在的本源性问题，并建构良性的利益机制。
关键词：农业补贴；利益；利益机制；利益集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到人民的温饱、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独立安全的根基产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经受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二重影响，其生产效果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预测性。农业的这些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在现实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必须依赖于外力的扶持和保护。
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是题中之义，而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益。农业补贴是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最直接的手段，因为从本质上说，农业补贴是利益的一种让渡和转化，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本文试图从利益机制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农业补贴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一、制度属性——农业补贴的利益本质
利益是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需求。[1]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从政治学上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3]庞德在论述法的作用和任务时将其界定为“它是人类个别的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4] 克格尔则认为，利益不仅是“欲望念头”，而是并且主要是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 、部分并行、部分对立的、相互增强或抑制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即创制法律的矢量（Vektoren der Rechtsbildung）。[5]
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劳动的最根本的动因就是获取利益。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的利益实现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根基产业，其负有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生产活动的最根本动因和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个体，同样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竞争双重制约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其生产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冲突和矛盾，而农业补贴作为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政策工具和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对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各主体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体现着利益的属性。此外，农业补贴的内容、形式和最终目的也都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从补贴的内容上看，农业补贴主要包括“黄箱”补贴和“绿箱”补贴，“黄箱”补贴主要有国家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固定直接补贴、休耕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这些补贴无疑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着国家、农民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绿箱”补贴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和地区援助补贴等。[6]这些补贴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物质产业——农业进行扶持，保证国家、农民长远利益的实现，它们体现的是新农村建设各参与主体之间一种长期的利益关系。从补贴的形式上看，农业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对农民进行的直接经济补贴。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在流通领域中对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以“隐蔽”的方式对农民进行的一种资金补贴。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都使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主体——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利益，实现了农民的增收。从补贴的目的上看，任何国家的农业补贴都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保证本国粮食的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由此可见，农业补贴作为一项支持保护农业的法律制度，其制度的本质特征、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均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这就为我们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分析农业补贴制度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二、制度反思——我国农业补贴利益机制的运行现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7]新农村建设是对现有利益以及未来增量利益的格局重构，在建设过程中，农业补贴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动）等三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利益机制，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中利益分配的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透视，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条科学的思路。笔者认为，影响农业补贴的利益机制主要有：利益的产生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利益的代表机制和利益的保障机制。
（一）利益产生机制
利益的产生问题是利益机制的核心问题。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产生机制是指利用相关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续农业利益补贴的产生，源源不断地为扶持农业生产和实现农民的增收提供增量利益补贴。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指农业补贴的来源和生成问题。而农业补贴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对于这样的准公共产品，国家应该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因而，农业补贴的产生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农业补贴的主体，如扶贫慈善机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它们对农业补贴的产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制度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农业补贴的机制，补贴几乎由国家财政一力承担，资金来源单一，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总的来看，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出总量较低，绝大多数年份农业支出并未超过财政支出增长比例，财政的实际补贴比率只在2%—3%，递增速度缓慢。具体来看，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属于“绿箱”政策补贴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很低，属于“黄箱”政策补贴范围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3%[8]，离WTO要求中国的8.5%国内支持微量允许标准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美国在2002年《农场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 年至2011年这10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欧盟和日本也都通过国内立法对农业实施高额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态度仍有待转变，财政支持的力度亟需进一步的加大，应积极采取措施拓宽补贴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黄箱”补贴的空间，用好“绿箱”政策，以保证农业补贴源源不断地快速产生。
（二）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农业补贴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补贴的利益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农业组织与农业组织之间以及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有限的农业补贴在各主体之间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从农业补贴的目的性价值看来，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这个目的出发，补贴的利益应该多用在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上。而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结构不科学，导致了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分析整个农业补贴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我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对于农民的脱钩直接补贴、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些方面却正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践也表明，流通领域支持措施（如价格支持等）的补贴效率一直较低，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国家拿出了很多钱，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流到农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其它市场主体所侵蚀。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的价格政策的补贴效率仅仅为25％，即国家补贴1元钱，农民得到的只有0.25元。[9]但这并不意味着流通领域的补贴措施不重要，国家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等措施对农业的稳定发展仍然是必需的，但投入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少。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恰当的地方，以提高补贴的效率。
（三）利益代表机制
在利益关系日益明显化的当代社会，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10]在处理和协调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并完善农民在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代表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愿的合作组织或利益集团。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Jeffery Berry 认为，利益集团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人组成的团体。[11]David Truman也指出，利益集团是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12] 当今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农业补贴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业利益集团，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市场主体面前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企业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在争取财政补贴的博弈中处于上风的原因，就是这些部门、企业相对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组织性较强、利益比较一致的集团。相反，农民则是一个人数众多、组织性弱、利益不太一致、比较松散的群体，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团来改变对己不利的补贴政策，在政策博弈上处于劣势的地位。此外，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还影响着农业补贴的成本和效率。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桥梁，信息传导不充分，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昂，从而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运行效率。可见，通过立法赋予农业行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利益集团）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对补贴过程中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补贴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利益保障机制
法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法更是保障和实现利益的重要手段。法以规范的形式将各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调整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而实现对利益的规制，从而保护各利益主体自身合法利益的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利益保障机制。[13]农业补贴中利益保障机制的中心是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主要包括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威胁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当前我国对农业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法》，对补贴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界定比较模糊，以至于当农民的某些利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法律很好的保障。当务之急应加快对农业补贴的专门立法，完善好各项配套法律制度，以保障补贴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不受侵犯。对于防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业保险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作为一个弱质性、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以及我国农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更多的自然和非自然性的风险，农民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保险在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农业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因此需要国家的财政予以支持。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国家对农业保险扶持的制度载体，是农业补贴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而在我国当前的农业补贴制度中，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仍然缺失，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农业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为此，尽快建立起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制度重构——我国农业补贴的改革进路
为了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环境，提高本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我国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现行农业补贴制度，充分发挥其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权益的功能。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
（一）利益拓源：加大补贴力度，拓宽资源渠道
我国的农业补贴对于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对于弱势的农业产业来说仍远远不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农业补贴资金的绝对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这里要克服“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错误观点。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城市化率较低，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由少数城市人来补贴多数农村人十分吃力，因此，财政转移的力度要严格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以保证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权益。然而，一个国家能否对农业实现补贴以及补贴的力度大小，主要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国民财富贡献和财政收入贡献能力是否明显超过了农业，需要补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或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多少，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衡量。目前我国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非农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赶超农业。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农业占GDP份额已下降到15%以下，税收几百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0%。[15]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裂痕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扶持，而不是限制财政补贴的力度。此外，针对我国农业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目前应采取措施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农业补贴的中来，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广大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二）结构调整：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
我国目前针对农业的补贴多在流通领域进行，有限的资金没有得到高效的配置，补贴利益往往被中间环节的其他市场主体所侵蚀，补贴效率低下。必须要对补贴方式进行改进，变“暗补”为“明补”。应将流通领域的部分补贴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或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将以“暗补”为主的补贴方式逐渐转化为以“明补”为主的补贴格局，让农业生产者直接受益获利，使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更直接更具体，更能发挥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政策功效，提高补贴的政策效率。此外，要明确农业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对农业的支持和投入作远景规划是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财政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农民收益。应在明确农业补贴的目标的基础上调整农业补贴的结构，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说来应该按照WTO规则，减少或逐步取消“黄色补贴”，选择以“绿色补贴”为主的补贴措施。应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加强以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等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视农业科技补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通过科技活动，提高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另外，在补贴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还可以缩小补贴的范围，减少中间环节，有侧重点地对农业进行补贴和扶持，集中发挥财政补贴的政策效益。
（三）组织促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建利益代表机制
在我国，农民人口多而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共同利益的驱动，以至农民利益常常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搭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改变广大农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行业组织在农业补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的参与。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一些政策制定着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尚存顾虑，认为9亿多农民一旦形成利益集团是件可怕的事情，将会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其实，这是不相信农民的表现，这种观点片面地夸大了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风险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对农民组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以发掘和认识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和优点。在农业补贴中，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法律上保证农业行业组织开展活动，在立法上赋予了农业行业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行业组织的性质、业务范围，给予农业行业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行业组织作为农业补贴的受益主体，充分发挥其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风险防范：完善保险补贴，强化利益保障
农业保险作为绿色补贴允许行使的承载措施，已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政策工具之一。将农业补贴的部分资金用于农业保险补贴，从长远目标和可持续的发展眼光看，更加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构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的架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补贴体系。在中央单独设立一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机构，主管农业保险的补贴工作及其与之相关的工作。对于由地方政府自己建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和省两级共同提供经营管理费和保险费补贴；（2）区域性补贴和差别性补贴齐头并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应采取不同的补贴策略，主要是针对区域选择有梯度的保险保障水平；（3）直补农民与补贴企业双向投入。在农业保险的补贴中，可以直接向农民提供补贴保费，对企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管理补贴，对管理保险业务的支出费用予以补贴。[16]（4）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农业补贴过程中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完善补贴的利益保障机制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补贴中为了防范农民的权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可以通过加强对农业补贴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补贴法》，进一步明确补贴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的保障。
结 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利用好农业补贴制度所蕴含的利益机制，在最大的限度内对我国的农业进行支持与保护，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在利益分配层面达到最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相信在良性的利益机制作用下，农业补贴制度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作用。
Th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system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s mechanism
Li Chang-jian Huang yue-wen Lizhao-chang
(Legal department of Hua 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0)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up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progressively in our country, keep the rational level of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et up the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ystem progressively. The weak quality of agriculture has determin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The essence of the agriculture subsidy is the subsidies of interests, its content, form and purpose to replenish embody obvious interests attribute invariably. We can analyze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interests, and construct the benign interests mechanism.
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直接选举实施细则（试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直接选举实施细则（试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0年11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的组织机构
第三章 代表的名额和分配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六章 选民资格审查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八章 投票选举
第九章 其 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结合自治区的实际和特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要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障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公社、镇的选举工作，均按《选举法》及本细则办理。
第二章 选举工作的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公社、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五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人民公社、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镇人民政府的领导。在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成立以前，由本级国家行政机关领导。
第六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公社、镇的选举委员会，由党政群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组成。旗县、自治旗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十一人至十九人为宜；不设区的市、市辖区选举委员会成员，可略多于旗县、自治旗选举委员会成员人数。人
民公社、镇选举委员会成员，以五至九人为宜。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有关方面民主协商提出初步名单，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通过，并报上一级选举委员会（选举领导小组
）备案。
在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成立以前，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本级国家行政机关提名通过。
第七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公社、镇选举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一）在所辖行政区域内，贯彻执行《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和本细则，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解答有关选举问题。
（二）制定选举工作方案，部署、检查和指导选举工作。训练选举工作人员，编写和印发选举工作宣传材料。
（三）划分选区，分配代表名额，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决定选举日期，颁发选民证。
（四）受理选民对选民资格的申诉，做出处理决定；受理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和破坏活动的检举、控告，并提交有关单位和司法机关处理。
（五）按选举程序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选举，汇总选举结果，公布当选代表，颁发代表当选证书。
（六）编造选举经费的预算和决算。
（七）选举工作结束后，要做出选举工作总结，并将选举工作文件、印鉴和表册分别移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存档。
第八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选举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秘书、宣传、组织、总务组，负责选举工作的具体事宜。人民公社、镇选举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
第九条 各选区设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五至七人组成，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
第十条 选区领导小组的任务是：组织选民学习《选举法》、《地方组织法》，训练选举工作人员，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选民酝酿、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按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投票选举。
第十一条 在一个选区内可设若干选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负责选举工作。城镇街道按居住状况设选民小组；较大的厂矿、机关、学校，按工段、车间、科室、班、组设选民小组。
第十二条 选举工作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即行撤销。
第三章 代表的名额和分配
第十三条 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和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及使各方面都有适当代表的原则确定。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公社、镇行政区域内的中央、自治区、盟市所属企事业单位代表名额，可不按人口比例分配，只产生少数代表。
个别城镇人口过多的旗县、自治旗，可适当增加农村、牧区的代表名额。
第十四条 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不足二十万的，选代表四十五人至一百五十人；人口超过二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一百五十人至二百四十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四十五人至三百八十五人，最多不超过四百五十人。
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人口不足十万的，选代表三十五人至七十五人；人口超过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七十五人至二百五十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五十五人至四百五十五人。
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三十五人至三百五十人。
人民公社、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人口在五千以下的，选代表四十人至六十人；人口在五千至一万的，选代表六十人至八十人；人口在一万至二万的，选代表八十人至一百人；人口在二万以上的，选代表一百二十人。
第十五条 各方面代表的比例分配，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工人、农民、牧民和其他劳动者代表不低于代表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干部代表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代表一般占百分之十，青年、爱国人士、归国华侨、解放军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在代表总额中，非党代表应
占适当比例，妇女代表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十六条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选举，必须充分保障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的民主权利，其代表名额不得低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比例。
第十七条 聚居或散居在各旗县境内的蒙古族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五至十的，其代表名额不低于本旗县代表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占总人口数百分之五以下的，其代表名额不低于本旗县代表总额的百分之五至十；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的，其代表名额应在人口占百分之
十以下地区提高代表比例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聚居或散居在各旗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也应有代表一人。
按上述规定产生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如果低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时，应保持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公社、镇行政区域内聚居或散居的蒙古族、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也按上述规定办理。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十八条 选区的划分要有利于生产和工作，方便选民活动；便于选民了解鉴别和挑选代表候选人；便于代表联系选民和选民监督代表。每个选区一般以产生一至二名代表为宜。
第十九条 选区的具体划分
（一）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农村、牧区可以生产大队划分选区，也可以几个生产大队划分选区；农村、牧区人民公社机关及所属单位，按分布情况单独或联合划分选区。
城镇居民，原则上以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划分选区；人口较多的街道办事处可划分若干选区；人口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与邻近的居民委员会联合划分选区。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农牧林场、大专院校可单独划分选区，或与邻近的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二）人民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以生产队划分选区，也可以几个生产队联合划分选区。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以居民委员会、行业或系统单独划分选区，也可以几个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每个选民只能登记一次。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要进行登记。年满十八周岁的年令计算时间，应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按公历换算出生日期。
第二十一条 各选区要抽调人员，建立若干选民登记小组，负责选民的登记汇总工作。
第二十二条 选民登记要做到准确、合法、不重、不漏、不错，使有选举权利的人都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利。具体规定如下：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农牧林场的干部、职工，在所在单位登记；
（二）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社员，以常住户口为准进行登记；
（三）城镇居民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四）合同工、临时工在户口所在地或工作单位登记；
（五）退休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六）街道集体生产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七）在军队工作的在编和非编职工，随军家属，在部队登记；
（八）借调人员，原则上回原单位登记，如不便回原单位选举的，也可在借入单位登记；
（九）本地离职休养人员和在外地住院医疗的人员，在工作单位或所在地登记；
（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也可在本人家属所在地登记；
（十一）亦工、亦农、亦商人员，在校学生及其他短训班学习人员，在所在单位登记；
（十二）盲目流入和临时来本地人员，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十三）凡已在工作单位和临时单位登记的，要通知户口所在地不再登记。
第二十三条 无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和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但必须由监护人、周围群众、所在单位或医疗机构证明，由旗县级选举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于选举日前三十天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发给选民证，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第二十五条 选民小组对公布的选民名单要进行讨论。选民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应认真研究，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仍不服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尽速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二十六条 在投票选举前，对选民登记要进行一次清理，如有迁入、迁出、死亡等，应予补登或除名；如因特殊情况将原定选举日期推迟时，在推迟期间新增加的十八周岁选民，应予补登。
第二十七条 选民登记表和选民证，按统一格式，由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印制。
第六章 选民资格审查
第二十八条 选民资格审查要严格依法办事。要做到不使一个有选举权的人被剥夺选举权；也不让一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窃取选举。
第二十九条 服刑期满、解除管制和依法假释的人，没有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剥夺政治权利已经期满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十条 受下列惩处但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处过拘役、管制的；
（二）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
（三）违犯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的。
第三十一条 下列人员停止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在押服刑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判处拘役、有期徒刑，依法监外执行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被逮捕尚未判决的；
（四）判处拘役和被刑事拘留正在执行的；
（五）公安机关批准实行劳动教养的。
第三十二条 下列人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经人民法院判决的反革命罪犯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其他犯罪分子；
（二）1980年1月1日前经人民法院判处正在执行的被管制分子；
（三）未改变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未摘掉“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第三十三条 凡须剥夺和停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应报经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三十四条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和公社、镇选举委员会，都要组织专人负责选民资格的审查工作。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五条 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
第三十六条 代表候选人提名前，选民小组要组织选民进行学习讨论，弄清选好人民代表的重要性，弄清应提哪方面的人当代表，弄清提名的方法、程序。
第三十七条 中国共产党、各人民团体的旗县、人民公社、镇的组织，可以联合或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各组织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综合数，一般不应超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应选代表的百分之十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由选民自下而上的提名产生。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
都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在提名推荐时，要负责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八条 推荐到其它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应征得所在单位多数选民的同意。
第三十九条 选举委员会按选区汇总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前二十天向选民公布。
第四十条 组织选民讨论代表候选人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在协商的基础上，由选举委员会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第四十一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二分之一至一倍，差额的多少由选举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十二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顺序（汉语系的按姓氏笔划为序，少数民族语系用汉文的以名字的笔划为序，用蒙文的以名字的字母为序）和候选人情况，于选举日前五天按选区张榜公布，并再次公布选举时间和地点。要通过各种形式让代表候选人和选民见面，听取意见。
第八章 投票选举
第四十三条 投票选举可按选区召开选举大会，也可设立一个或几个投票站，还可根据需要采用流动票箱。
第四十四条 选举投票时间为一至三天。
第四十五条 各选区在投票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制做票箱，印制选票。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顺序，汉语系的以姓氏笔划为序，少数民族语系用汉文的以名字笔划为序，用蒙文的以名字的字母为序；
（二）要布置好选举大会会场和投票站；
（三）召开选民小组会，宣布有关投票的注意事项；
（四）由选民推选监票员、计票员若干人（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担任）。
第四十六条 投票站或选举大会，由选举委员会委托的投票站和选区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每一流动票箱都要委托二人以上负责。
第四十七条 选民参加选举时，凭选民证领取选票，并由监票员在选民证和选民登记表上分别加盖“选讫”印记。选票不得提前发出，以避免遗失，发生差错。
第四十八条 严格实行无记名投票。选民写选票时不得互相围观，不会写选票的选民，可以委托自己信任的人代写。
第四十九条 选民要亲自到选举大会或投票站投票。老弱病残和不能到会投票的，可向流动票箱投票。选民外出，可以书面委托自己信任的选民代为投票。
第五十条 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候选人以外的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五十一条 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选举工作人员对投票的选民，不得做任何诱导和暗示。
第五十二条 投票结束后，由监票员、计票员当场开箱计票。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参加投票选民人数的无效，相等或少于投票选民人数的有效。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相等或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五十三条 代表候选人获得本选区全体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少于规定应选代表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选时，仍按照超过应选代表二分之一至一倍
的差额，从未当选的、得票较多的人中确定候选人。
第五十四条 采用流动票箱投票，应在本选区计票前完成，并妥为保管。在本选区全部投票结束后，统一计票时开封。
第五十五条 投票选举结束后，要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宣布当选代表，并上报选举委员会。
第九章 其 他
第五十六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候选人选票和代表当选证等，都要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制。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的解释、修改权，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 本细则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试行。
1980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