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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兼及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卜越


【摘要】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之难题，应采用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分析方法，发现并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逻辑关系。有必要厘清哲学因果关系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侵权归责中，因果关系要件只是单纯的事实要件，它与法律评价要件有不同的功能，应当将二者区分开。对侵权归责中的原因作出恰当分类，有益于进一步加深对它的认识。

【关键词】侵权归责；结果；原因；因果关系


【正文】

　　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被视为不解之法学难题。虽然中外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鲜有令人振奋的成果。
　　治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而难以消除病根。另一种是追根溯源的方法。比如身体肌肤的问题要到脏腑去找原因，消除了病因，疾病就彻底治愈了。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思路——从人身体的整体、从各脏腑的相互关系上去认识和治疗疾病——与当代系统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的难题，也应当按照中医的思路，从整体到局部，发现并且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或将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改建或重建。
　　本文不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理论作系统评论，而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

一、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乃抽象与具体之别。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传统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上的一些谬误，也能找到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渊源。故在讨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关于“因果关系”、“原因”、“结果”的概念

　　我国现有的哲学教科书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一章（节）中论述原因和结果的。有教材是这样说的：“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或现象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哲学范畴。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由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相互关系就是因果关系。”[1]用原因和结果去解释因果关系，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从概念分类上讲，“原因”和“结果”为相对概念[2]。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比如，“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夫”是相对于“妻”而言的。抛开相对的另一方，孤立地谈一个相对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以笔者之见，相对概念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比较而生的概念。即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事物作某方面的比较时，形容程度差别的概念，通常用形容词来表示。如“大”与“小”、“轻”与“重”，等等。二是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即反映某种事物间相互关系之一方的概念，通常用名词来表示。如“夫”与“妻”、“父”与“子”、“领导”与“被领导”，等等。要明确因关系而生的概念，首先要明确该关系。如同要理解“夫”与“妻”，首先要理解婚姻关系一样。对于相对概念的定义，通常不是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而是采用说明或者描述的方法。比如，把“长”定义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3]把“妻子”定义为：“男女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4]如果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去定义“妻子”，说“与男子结婚的女子是妻子”，则显然不对。因为该女子为“妻子”只是相对于丈夫而言，如果相对于子女，她就是“母亲”了。“原因”和“结果”即属于相对概念中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可对其作如下说明式定义：在因果关系中，我们称被引起的现象为结果，称引起的现象为原因。可见，只有理解及说清“因果关系”，才能理解及说清“原因”和“结果”。
　　因果关系是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联系）以其性质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划分与之同义。本质联系即有规律的联系，具有客观性、重复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结构关系，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相互关系。结构关系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的存在方式，是系统功能的必然表达与体现。二是因果关系，指事物既有状态的变化（果）与引起该变化的诸因素（因）之间的关系，或如通说“因果联系是由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本质的联系”[5]。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有发展变化就有因果关系。如果事物原有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变化与运动不同。运动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变化是既有状态的改变。故被称为“结果”的现象只能是一个新现象、一个变化了的现象，包括新事物产生或者原有事物发生变化。即如维之先生所言“结果即事物之状态变化”[6]。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而言的，有相对不变的参照物，才有相对于参照物的变化。参照物与结果都具有客观性。原因是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从时间上说，只有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从相互关系上说，只有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或者说，只有引起结果产生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

（二）关于因果必然性以及原因集合与结果集合

　　因果必然性是因果关系的本义所在。只有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二者的关系才能称为因果关系。“必然性反偶然、随机、自由、任意或多可能性而定义，指（事物变化的）确定性、严格规律性或唯一可能性。”[7]
　　“‘因果必然性’乃是对于完全的原因作用和整体的结果状态而言的”。[8]即哲学上所说“因果必然性”或者“因果关系具有必然性”，其中的“因”与“果”并非指特定的或者单一的原因和结果，而是指全部原因和结果的集合，即特定的原因集合必然导致特定的结果集合，原因集合中任一原因的改变，都必然引起结果集合的改变。
　　概念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之分。而汉语名词却没有单复数之分。通常，汉语中的名词既可以表示集合概念，也可以表示非集合概念。对同一名词，作为集合概念使用和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其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故在特定语境下，应当区分名词的概念类别，正确使用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以避免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原因”、“结果”既可作为集合概念使用，也可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我们在指称具体原因和结果时，“原因”和“结果”为非集合概念，比如：“被告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而在指称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时，“原因”和“结果”则为集合概念，比如：“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宏观上看，原因与结果都是作为集合体而存在的，任何结果的产生必定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原因也都会导致多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客观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绝对孤立的事物或者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既有常规的，也有非常规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并非单一结果。世界是立体的和运动的，任何原因作用力的方向也必然是多维的。另一方面，原因与结果是相对而言的，原因视为结果时还有导致它产生的原因，结果视为原因时还有它产生的结果。因果链可以随着时空的扩大而无限延伸。故原因之前还有原因，结果之后还有结果。如果不作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就都是无限集合，作了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则为有限集合。
　　原因集合中的某一特定原因与特定结果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把原因分为不变的原因和变化的原因（或称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一原因的产生或者变化即可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称该原因是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单一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几个原因的相互结合才能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这几个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都称作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之和，即为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之和与结果的联系为必然联系，单一必要条件与结果的联系则为偶然联系。
　　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是两对具有不同意义的哲学范畴。必然与偶然反映的是单个事物的存在状态或者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确定性问题。原因与结果反映的是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中的因果性问题。我们描述特定事物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用“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表达就足够了。只有在描述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定性时，才用“必然”或者“偶然”去表达。
　　导致结果产生的原因集合有简有繁。在复杂的原因集合中，既可能是众多客观原因的集合，也可能是人的行为和客观原因的集合。导致特定结果的原因集合中，各原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原因的组合方式具有偶然性。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支配的，而人的意识的产生更具偶然性和复杂性。故复杂的原因集合通常是难以完全重复的。这也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即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具有立体性和开放性，其原因和结果均为无限集合。主观因果关系是客观因果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因果关系。由于人们的研究目的不同，通常人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只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以某种事物变化为结果，即以结果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结果，而研究原因集合中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原因；或者以某种现象为原因，即以原因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原因，而研究它所导致的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结果。当然，人们所认识的因果关系还受限于人的主观条件的局限性与差异性。笔者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结果称为“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通常，在哲学研究以外的领域，人们所称的“原因”和“结果”都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因果关系”也只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的关系；目标原因以外的原因被称作结果发生时存在的条件，目标结果以外的结果则被忽略掉。比如，把鸡蛋和石头同时摔到地上，鸡蛋会破碎，石头不会破碎。如果我们将鸡蛋破碎作为目标结果，其他非目标结果如由于鸡蛋破碎而产生的卫生、劳务、成本等问题就不予考虑了。就原因而言，因为鸡蛋破碎的参照物是石头，故我们把鸡蛋的易碎性作为其破碎的原因。虽然地球的引力等其他原因也是鸡蛋破碎的原因，但此时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与目标原因同时具备的必需条件。而如果我们发现上午放在篮子里完好的鸡蛋下午却破碎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破碎的原因是某种外力。此时鸡蛋的易碎性就成了鸡蛋破碎的必需条件。质言之，在主观因果关系中，人们根据其研究需要限定原因和结果的范围，主观因果关系中的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均为有限集合。
　　这样，笔者依据与特定结果关系的不同，把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作为人们研究的目标、且与特定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目标原因，或称原因；二是虽与结果产生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人们研究目标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目标原因，或称条件；三是虽然在结果产生前客观存在，但与结果的产生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环境因素。四是在结果产生后出现的各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后来因素——与结果产生无关。比如，甲把乙打伤，甲的侵害行为是乙人身损害的原因，乙身体的生理结构等是造成该伤害的条件，而当时风和日丽以及丙的围观、丁的尖叫等则只是乙人身损害发生时的一些环境因素，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乙人身损害的后来因素。

二、因果关系要件在侵权归责中的位置与功能

　　侵权归责，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9]受到侵害，而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10]侵权归责是按一定程序实施的过程。侵权归责可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当事人之间对责任确定有分歧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实施。
　　侵权归责的完整过程是从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11]对其权益损害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开始，到确定侵权人的具体责任终结。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与其有特定关系的人依法享有救济权。救济权为民事主体的私权。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对其权益损害是否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选择权，对受害权益的特定化及其损害范围的确定也具有选择权。救济权人如果选择损害完全由自己承担，就没有侵权归责了；只有主张损害全部或者部分由侵害人承担，才需要进行侵权归责，以依法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
　　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即侵权归责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确定侵害人（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因权益受侵害而生的损害究应由被害人承担，抑或使加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12]这也是侵权归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侵害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工具，或称标准，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或称侵权责任构成。在我国，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13]。笔者认为，传统侵权责任构成理论建立在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应当重建过错客观化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以笔者之见，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权利损害、因果关系、过错行为和无免责事由。因受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不展开论述。
　　“要件”是必要条件的简称。在逻辑学上，必要条件是指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即没有该条件就一定没有该结果，但有了该条件，也不一定有该结果。“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表明，缺少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但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也不一定能成立。只有责任构成要件都得到满足，侵权责任才能成立。
　　在侵权责任构成中，各要件应当各司其职。因果关系要件的功能，是确定当事人（首先是被告，或为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研究只需对此作出“有”或者“没有”的回答。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侵权责任不成立，侵权归责就此终结。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要件和无免责事由要件能否满足。
　　过错行为要件讨论的是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功能是对行为的性质作出法律评价：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许可或者鼓励的行为，即正当行为、无过错行为，则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不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正当行为、过错行为，除非有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归责中，过错行为要件为法律评价要件，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侵权归责的难点所在。
　　笔者认为，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负有避免特定损害发生的有关义务而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是具体的过错行为，而不是抽象的过错行为。如果某行为与特定损害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该行为一定不是针对该特定损害的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故责任构成的逻辑顺序是因果关系分析在先，过错行为分析在后。
国 际 法 上 的 废 除 死 刑
中国政法大学
郑圣果

内容摘要：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识,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根本内容。二战后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原则和趋势是严格限制并逐步、最终废除死刑，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已排除了死刑的适用。我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死刑立法的调整是保障人权、履行公约义务和与国际立法接轨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死刑、废除、人权、公约、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内立法

一、 引言
自贝卡利亚1764年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废除死刑以来，在该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历久不息。随着人类文明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人权状况重新审视的热潮再一次唤起国际社会对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的广泛关注——“废除死刑的运动与人权运动密不可分” 。本文以国际人权法为主要视角，考察和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发展历史与趋势，结合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真正实现和落实一系列人权公约所孜孜以求的“人的固有尊严和权利与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二、 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基本态度:从限制到废除死刑

1、 相关国际人权文件
（1）、一般性国际文件中的重要规定
现代取消死刑运动肇始于《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在其第三条庄严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但由于当时两大审判刚毕，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中仍保留死刑，宣言并未堂而皇之地提出废除死刑，但其隐含的目的无疑是最终消灭死刑，保障人的固有生命权 。
18年后，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在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又言:“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是对人权宣言精神的一秉继承和发展，阐明了两个关键概念：一是，死刑，尽管没被禁止，但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二是，严禁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废除死刑是国际人权法的目标 。
伴随着人类文明、刑法理论和各国实践的发展，其它一些较具体的国际文件也纷纷在其规制范围内对此作进一步的规定。如近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加入国众多的《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其第37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这些一般性国际文件的特点是：已经蕴涵或提出了废除死刑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大都规定在总则部分，还未形成独立的专门性规范；特别强调除了最严重的罪行以外，禁止适用死刑，对某些特定人群则完全排除了剥夺生命的可能。
（2）、规范死刑的专门性国际文件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84年5月25日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和1989年12月15日大会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二议定书》）这2个专门性文件,不仅在理论上对《公约》做了进一步澄清，而且确立了一系列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生命权特殊保护观念的牢固树立。
《保障措施》第1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 从主观恶意和结果致命两方面限定了《公约》所言的最严重罪行。接下来的规定则从程序上保证了不得滥用死刑。如第2条的溯及力的规定“可按犯罪后处罚较轻的刑罚惩罚”，第3条的“新生儿的母亲和精神病患者也不得执行死刑”等。相关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规定,为逐步废除死刑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第二议定书》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旨在废除死刑的专门人权法律文件，更加具体、明确和具有针对性。它不仅在其前言中强调《公约》第6条“以强烈的措辞暗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而且规定“缔约国不能在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执行死刑”，除了“战时宣判的严重军事犯罪，任何保留都是不允许的”，希望各缔约国“从此承担起废除死刑的国际义务”。据统计，到2004年6月9日为止，已有5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 。从上述这2个专门性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联合国废除死刑的倾向性态度。
（3）、区际人权公约
区域性人权公约的态度是相近的甚至可以说走的更为前列。
欧洲理事会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规定，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法院依法对他的罪行定罪后而执行判决时，不在此限。1982年通过的第6号议定书规定，除战争中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以外，应废除死刑，即和平时期无死刑。拥有44个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更在2002年通过第13号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在一切情况下无条件地废除死刑，截止2002年5月3日，已经有36个成员国签署了该议定书 。
《美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则对《公约》关于死刑的条件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主要内容体现在第4条：其第3款“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 ；第4款“极刑不适用于政治罪或相关的普通刑事罪” ；第5款“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不得判处死刑，而且对超过70岁的老人及孕妇不得执行死刑”。1990年又通过了《〈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号召当事国废止死刑的适用，禁止缔约国于和平时期在其境内实施死刑。截止1998年7月，4个国家批准，另有3个国家签署了该议定书 。

2、人权文件采取的相关措施
国际人权法不仅树立起了废除死刑的目标，还进一步规定了相关的措施，力求在目前尚无法完全禁止死刑的情况下，把死刑的适用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些措施中较为重要的有：
（1） 、明示绝对不适用领域
现存可获的国际人权文件完全禁止对未成年人和孕妇适用死刑，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个准则。另外，已经或正在加入废除死刑行列的其他人群还包括精神失常者、新生儿母亲和智力低下者。有些国际文件也考虑对死刑年龄的上限加以限制。
（2） 、严格限制可以实行的领域
在不能完全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对最严重罪行的理解，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国际条约的评注和实践，一般只能作为非常措施，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目录如变节，通奸，挪用公款和盗窃，将这些一般性质的犯罪排除在外。
（3） 、利用豁免制度避免适用死刑
《公约》第6条第4款及保障措施第7条均作了“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的相似规定。这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可以成为在司法实践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措施，从而逐步向最终废除死刑过渡。
（4） 、程序保障
鉴于程序规范是减少死刑适用的重要法律保障，可以有效地遏制死刑适用的扩大，几乎每一相关文件均对此作了具体、细致、严格的规定。包括诸如公平独立的审判、证据认定的严格要求、硬性上诉权、执行的方式等。

三、国际人权组织、机构的决议、文件

诸多国际组织除了参与、起草、制订人权文件以外，还积极运用他们特殊的资源和影响力，在推动废止死刑的国际人权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举3个分别在联合国框架下、条约机构下及非政府组织体系内较具代表性的组织以明之。
1、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作为联合国框架下最活跃的人权机构，理事会不仅一手主持通过了《保障措施》，还频频发布相关的一系列决议，关注、促成和监督成员国在死刑领域的重要行动。如该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中就列举并谴责了对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异常情况：毒品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宗教犯罪等。
2、 人权事务委员会
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说是现存的条约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实践中它通过一般性解释意见对缔约国的行为不断地加以引导和调整。委员会在对死刑问题的第6条上做出的2个一般性意见（也是唯一被做出2次意见的条款）中指出，无论如何，他们有义务把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最严重的罪行” ；本条款的语气强烈暗示，各国宜于废除死刑。这意味着死刑应当是十分特殊的措施 ，尽管不能列出一个穷尽的最严重犯罪的清单，但仍对将死刑适用于模糊的、笼统的、经济的和非暴力的犯罪的担心 。
3、 大赫国际
1961年成立的大赫国际在推动废除死刑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可说是各类相关人权组织中的佼佼者。每年定期出版《大赦国际报告》和《死刑新闻》，积累了世界死刑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联合其他人权组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声明，呼吁和敦请所有政府停止死刑的使用。该组织及其他人权NGO的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废除死刑制度的决心和共识，给各国造成了舆论压力，于相关国际人权文件的产生和通过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四、相关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