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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一年内不得离婚，会限制“婚姻自由”吗？---回应网友的质疑

王礼仁


一、 争议新闻的产生

　　我的《离婚制度的立法修改与完善》一文，在巫昌祯、杨大文等著名婚姻法学家组成的评审机构的推荐下获奖。由于该文涉及到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时间内容，在2010年04月2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暨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60周年纪念及颁奖大会之前的空隙间，北京《新京报》记者吴鹏采访了我，重点就是为什么要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限制条件。由于受时间场所限制，问题并没有说清楚。29日《新京报》发表该新闻后，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这种争议有助于推动立法的科学性，应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我所看到的争议文章，除了价值取向的差异外，不乏有偏见和不知真情的盲目议论。为此，有必要作一些回应和说明。

二、提出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等待期的背景

　　我提出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限制条件，并非心血来潮，迎合媒体，信口开河，而是长期从事婚姻审判和研究的结果。正好从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起，我一直担任婚姻家庭合议庭审判长，至今近十年。长期的婚姻审判实践和婚姻理论研究（为了审判而研究理论），使我对现实婚姻中的草结草离早有所思，虽然这一设想的公开发表是去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婚姻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十章中，但此章的写作则在2005年形成。《离婚制度的立法修改与完善》一文，吸收该书部分研究成果，并将各种离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进行了集中梳理，形成了一篇关于立法建议的文章。其中还包括“设立离婚有效与无效制度”“设立离婚诉讼特殊管辖制度”等6个方面的前沿问题。说实话，对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等待期，我本人也不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二手货”（在外国法律中早有规定），从学术的角度看，缺乏原创性。有时因研究问题的需要，被迫使用，我从来不把它当作佳品，更不愿张扬。所以，多年的设想一直在沉睡。要不是这次“被采访”，它仍然躲藏在我的书中。实际上，我对遭受暴力、虐待的妇女在婚姻诉讼上实行特殊管辖，更感兴趣。

　　我之所以要提出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限制条件，主要是针对“闪婚”等草结草离而提出的。
　　在现实社会中，草结草离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视婚姻为儿戏的“闪婚” 现象。除了我直接审理的“闪婚”案件外，全国各地发生的“闪婚”很多。这里我只列举有关媒体报道“闪婚”的一些标题，就可以知道，目前“闪婚”的草率程度是何等严重：《一年内三次结婚离婚 离离合合主角竟是同一对》；《半年分合6次婚姻岂是儿戏》；《一对青年男女一月离复婚5次》；《六天两次离婚》；《长春一对情侣一见钟情 7小时内决定"闪婚"》；《上海一对情侣认识13个小时就决定结婚》；等等。而且，“闪婚”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被更多人们所追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对此踩一脚刹车，设一些关卡？这是我提出限制的原因之一。
　　同时，除了草结草离外，单纯的草率离婚也很严重。据有关资料表明，有70％的婚是离错了（见2006年9月22日《都市快报》，《70％的婚离错了》）。 这个数字和比例不一定准确，但可以肯定地说，有大量的婚姻确实离错了。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2006年2月6日公布过一个数据，2005年杭州市有682对男女办理了复婚登记，占婚姻登记人数的1.27%，比前年上升了42%，是2000年165对的4倍多，创造了杭州婚姻登记史上复婚人数的最高纪录。 这说明在我国草率离婚相当严重。 那些能够复婚者当然是幸运者，而一些不能复婚者则就不幸了。如有的因盲目离婚要求复婚被拒绝，或者因受欺骗离婚后要求复婚被拒绝而精神失常，甚至发生暴力和凶杀案件。
　　草率离婚的原因很多，在我的《婚姻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仅列出若干标题：1.因一气之下，赌气离婚。2.因未考虑成熟而仓促离婚。3.因一时之利或某些特殊目的假离婚，或者轻信一方的谎言，被骗离婚。4.因怀疑或错误判断对方而错误离婚。5.因被婚外情中的第三者诱骗离婚或者因为第三者而一时激情离婚 。6.对再婚充满幻想或憧憬，凭幻觉离婚。7.视婚姻为儿戏，草结草离。8.以离婚结婚为手段，玩弄女性。
　　那么，对如此多的草率离婚，我们是否应当给他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或期限，帮助他提个醒？这是我提出限制的原因之二。

三、设置结婚与离婚之间的间隔期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限制不应有的“离婚自由”具有合理性

　　自由是一个很大的哲学概念，一言两语难以说清。有关婚姻自由与草率婚姻关系，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六章分三节作了详细论述。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是强调：婚姻自由与草结草离是有区别的。离婚自由的目的，是要摆脱破裂的痛苦的婚姻，提高婚姻质量。而草率离婚、任意离婚，恰恰破坏婚姻的质量，把婚姻推向了危险境地。因而，草率离婚、任意离婚与离婚自由是背道而驰的，是对离婚自由的歪曲。
　　如果说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时间限制了“离婚自由”，那么，限制一下草结草离的“自由”，又何尝不可？
（二）在“自由王国”的国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
　　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对世界各国的离婚制度进行比较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是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见该书第174——178页）。许多发达国家，包括一些被称为“自由王国”的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其离婚都没有我国如此“自由”，其离婚条件和程序相当严格和复杂。其中包括结婚不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离婚；提出离婚后需要有一个等待期限，等待期限满后，双方仍坚持离婚、夫妻感情破裂的，才能办理离婚。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墨西哥、比利时和澳门、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应的限制规定。 如《法国民法典》第230条：“夫妻双方在结婚后6个月内，不得相互同意离婚”。 英国、荷兰、墨西哥、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则规定为1年。《英国家庭法》第7条（6）规定：“若以申请离婚为目的，则在结婚未满1年时作出的声明无效”。 并对符合离婚条件的，也在第7条（8）、（9）规定了“反省和考虑期间”。《澳门民法典》第 1630条：“结婚逾1年之夫妻，方能声请两愿离婚。”《香港婚姻诉讼条例》第12条（1）规定：“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从结婚之日1年内（以下简称“指定期限”），不得向法院提起离婚申请”。第12条（2）规定：“如果申请人的境况非常困难，或被告人行为极端恶劣，法院在接获请求时，可以以此为理由，批准在指定期限内提出离婚申请”。 而比利时则规定为2年内，不得离婚。
　　最近的争议，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三）严峻的现实需要对“闪婚” 和“短婚” 作出限制
　　实践证明，“闪婚”并没有什么闪光之处，多数“闪婚”都是失败的。而在失败的“闪婚”中，许多后遗症并未一闪而过，有的甚至还留下终生悔恨。因为婚姻并不可能像一笔财产交易，说买就买，说卖就卖。婚姻是一种人身关系，并伴有财产关系，不可能说断就断，常常会纠缠不清，以致陷入诉讼，甚至酿成悲剧。如有一对夫妻结婚7天上法庭离婚，因装修房屋折价赔偿产生分歧，官司打了一年多，男方险些使用炸药爆炸房屋。还有一对夫妻结婚不到1月闹离婚，男方眼睛被戳瞎，留下终生残疾。
　　一些人为什么会当天结婚，当天离婚；甚至一个月结婚、离婚三、四次？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离婚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随结随离，没有必要考虑那么认真。可以说，离婚简单导致草率结婚，草率结婚又必然导致“短命婚姻”，加速离婚，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如果适当增加离婚的难度，限定结婚后没有达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离婚，这样，就可以警示人们更加慎重地对待婚姻。
　　限制一定期限不得离婚，主要是提醒人们不要把婚姻当儿戏，甚至“玩婚”。试想，当天结婚，当天离婚，或者结婚后不能“过年”就要离婚，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 它不仅对当事人无益，甚至危及社会，法律为什么不能出手？
　　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四）规定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时间不会影响离婚自由
1、适用的对象主要是“闪婚”“短婚”。
　　我提出的限制离婚的对象是结婚不满1年者。对于“闪婚”、“短婚”来讲，与其说是限制离婚，不如说是要求其事前要做好准备，结婚后至少要过过一年。这种要求不仅合理，而且其警示作用大于惩罚作用，使人们有最短婚期的心理准备，更加慎重的对待婚姻。这样，一年以内的离婚将大幅下降，真正受限制的对象极其有限。对一般人来讲，并不存在离婚不自由问题。
2、对“个案”在立法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
　　有人担心“从个案看，这一建议执行起来也会遇到困难。比如夫妻双方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却因未满结婚时限而不能离婚，双方都痛苦”。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一种盲目的担心。一是这种担心可能是把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婚姻群，认为所有的婚姻都受限制。二是这种担心可能是不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此类限制离婚的立法技术。
设立离婚时间限制，主要是对“短婚”群，而且其立法的预防功能大于限制功能，真正立法后“短婚”必将减少，真正受到离婚限制的数量极其有限，时间亦很短暂。即使有个别婚姻确实等不到一年要离婚， 在立法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比如前面提到的《香港婚姻诉讼条例》不是解决的很好吗？难道大陆立法者解决不了？
四、漂浮的议论不是法律工作者应有的品质
　　对于非法律工作者网友，他们关注法律本身就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大幸，对于他们的热情我们应当表示高兴与感谢，对他们有益的建议我们可以吸收，对一些误解也可以促使我们变换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向大众传播法律知识的方法或手段。我想都是有益的。
　　但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则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否则，就会造成误导和搞坏学风。学术问题，应当用学术方法科学对待，不能随网友情绪起舞，更不能不负责任的漂浮议论。
　　关于设置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期，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有些法律工作者，并不从学术的角度（包括学术研究的方法）去思考，不研究论文的内容，甚至完全不了解论文内容，在论文之外根据自己的“假设” 漂浮议论。
　　我暂不说，这篇论文是经过我国部分杰出的婚姻法学家集体推荐出来的，或多或少凝聚着部分法学家的认同。
　　我更不说，我国公认的婚姻法学界的鼻祖、泰斗巫昌祯教授，在2010年04月2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暨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对草结草离现象表示担忧，明确表示应当增加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时间限制 。
　　我只是说，它是现实中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你怎么不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你怎么脱离论文内容，凭“假设”话“皮毛”？
　　如果你知道，论文的内容所限制的对象是特定的，期限是一年以下；如果你知道，所谓的“个案”问题，完全可以在立法中解决；如果你知道，大凡法律赋予权利或自由的同时，也包含着限制（结婚、离婚自由亦不例外）；…….。你就会换一个角度去否定，不会因否定别人而同时否定自己；更不会给人们造成误导。那效果不是更好吗？所以，学术上的漂浮之风，不是法律工作者应有的品质。
　　关于设置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期和等待期，并不是一篇论文，而是论文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因篇幅限制，亦未作全面系统论述，尚需法律专家和广大读者补充完善，乃至批判，凡尊重科学方法者，赞同与否，我都会欣悦。
破坏电信网间互联刑事法律责任解析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王春晖


引言：
中国电信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产业重组后，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应该认识到，电信市场的竞争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角逐过程。由于电信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引起了电信技术的创新和组织的变革，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普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感到欣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国的电信市场存在着违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和违反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笔者认为，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突出的表现在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行为上。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为此，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中组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下称“国办文件”）。国办文件强调，解决电信市场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有人把国办文件比喻为“高压电”。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就是在国办文件出台后，依然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去碰“高压电”。例如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山西朔州的用挖掘机对朔州电信分公司的杆路和光缆进行破坏的严重事件。 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有关阻碍和破坏互联互通的行为，只是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救济和惩罚。惩罚也只设置了行为罚和财产罚，没有设置人身罚。而且，我国的《电信条例》对违反互联互通所设置的财产罚只有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违法者付出的成本太低；行为罚中的“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为此，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才有真正的震慑作用。
为了切实惩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违法犯罪行为，信息产业部于2003年4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该函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调研，并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于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并于2004年12月30正式公布，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下面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如下解析。
一、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
司法解释属法律解释的一种 ，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审判解释；第二类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检察工作中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检察解释；第三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共性问题所作的联合解释。本文涉及的《解释》属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应该指出，司法解释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和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和笼统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补充，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法律漏洞的产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二是社会现象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使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三是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定，而有意让最高司法机关来逐步完成。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在我国，司法解释已成为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是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司法解释也成为了我国重要法律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解释》对刑法条文的扩充
根据《解释》第一条规定，采用截断通信线路、损毁通信设备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解释》采用列举加综合的方式，列举了五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情形，其中一条为兜底条款。这五类情形为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一人、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不满二小时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不满五万（用户×小时）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二小时以上不满十二小时的；（五）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上述内容是《解释》是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扩充，属法律解释中的扩充解释。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两个罪，一个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另一个才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其中“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所使用的文字过于狭窄，根本不能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不能规制电信网间互联的具体行为，必须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另外，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造成严重后果”，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和标准。因此，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进行扩充性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解释》规定，对于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阻碍或者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对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认识，普遍认为破坏电信设施是一种物理性破坏。笔者认为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物理性破坏。这里的电信设施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与网间互联有关的公用电信设施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硬体部分，如光端机、交换机、管道、杆路、光纤以及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另一类是软体部分，如电子数据、应用程序，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网络组织、信令方式、同步方式等。而电信设施中的交换机等设备本身包含技术数据、技术规范、应用程序等。在近几年所发生的互联互通的恶性案件中，除了砍电缆、锯铁塔等物理性破坏之外，更普遍的情况是在通信软件上做手脚或者恶意修改信令，对竞争对手经营的电信业务进行各种形式的限呼、拦截，造成了网间接通率偏低甚至完全中断。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虽然并没有对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本身造成物理性损坏，但是，对于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的功能性却造成了实际的损坏，客观上导致了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和工作，其直接危害结果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认定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如果行为人构成《解释》第一条中规定的五种情形的任何一种，均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没有任意扩大刑法条文的范围，而是更好地实现了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律条文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图，是在刑法的立法意图、刑法的目的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作出的扩充解释。
三、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与认定标准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刑法》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严重后果”的情形，将在法定刑以上进行量刑，即：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使用“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实践中，这类法定刑升格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放弃了对具体情节的描述，而以“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进行概括，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实际上，所谓严重后果，不限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结合破坏电信设施罪的特点，综合案件情节，如破坏的电信设施的性质、严重程度，通信中断的性质、时间长短、影响面以及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全面考虑确定。但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一定要有量化的标准，否则就失去了法律规则的严肃性。为此，《解释》第二条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严重后果”作了列举式加综合式的描述性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法定刑升格量刑的具体标准问题，使《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适用有了较大的安定性，解决了刑法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判破坏电信设施罪时的自由裁量权。《解释》列举了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其中第五类为兜底条款。这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分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二人以上、重伤六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六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二小时以上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五万（用户×小时）以上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际上，上述关于破坏网间互联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源于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或标准。例如，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公用电信网间技术故障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障碍、严重障碍、事故和重大事故。其中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一）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历时超过一小时（用户数无法统计时）； （二）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三）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用户数无法统计时）；（四）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
《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时，对有关公用电信设施的范围、用户数、通信中断和严重障碍的标准和时间长度等事实的认定，将依据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因此，电信业务经营者只要严格遵守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网间互联的规范或标准，就能远离犯罪。
四、关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成要件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下称“本罪”），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一种以公用电信设施为特定破坏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对本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进行解析：
1、本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通信方面的公共安全。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包括公用电信交换设施、通信线路如架空线路、埋设线路、无线通信网、移动通信基站，以及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等。应该明确指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且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解释》第三条规定： 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笔者对《解释》第三条的部分内容有不同看法，首先，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以及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这些规定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因为，只有对正在使用中的电信设施进行破坏，才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危害。其次，《解释》第三条规定：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对此，笔者认为有悖刑法的立法精神。道理很简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属于一种危险犯，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并不要求发生实际的危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均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因此，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须以造成严重后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件以外，故意的行为即使尚未构成严重后果，但只要造成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 当然，如行为人破坏的虽属电信设施，但仅属于一般性的服务设施，如宾馆、单位内部的电信设施，城镇中的公用电话亭以及一般的居民家庭电话等等，都不属于本罪对象。对之进行破坏的，构成犯罪的，应以他罪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论处。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方法多种多样，如拆卸或毁坏公用电信设施重要部件，砸毁电信设备，偷割、截断电（光）缆，毁坏杆路、管道（孔），故意违反电信服务规范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
构成本罪，只须在客观上实施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行为，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可成立。这里危害公共安全，一般是指通信设施因遭受破坏失去原有功能，以致造成公共电信不能正常进行。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的单位和个人无法正常进话音或数据通信活动的，或由此可能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均应构成本罪。
3、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既有一般主体，又有特殊主体。也就是说，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专门从事电信通信业务的人员。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犯罪主体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实践中，一些故意破坏电信网间互联行为的恶性案件，主要是由电信运营商的主要领导或主管人员基于恶性竞争目的而组织、策划或指使有关人员实施的。为此，《解释》第四条规定， 指使、组织、教唆他人实施本解释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的，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因此，有些领导或主管虽没有直接参加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行为，但由于组织、领导或教唆他人实行了犯罪，仍将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将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定罪量刑，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主观要件
《解释》中规定的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其破坏电信设施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实施本罪的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但破坏网间互联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不正当竞争。当然，动机如何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结束语：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通信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和尊重，认真学习与领会，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笔者衷心希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教育自己的员工：遵守规则、依法经营、远离犯罪。